“板凳头儿”

单田芳生前的工作习惯，是每天早上4点左右起床，工作到晚上8点，中午稍微休息会儿。女儿单慧莉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到了晚年，父亲会先把书做一些标记，不用的地方折上，然后把编好的东西打印出来，用笔勾勾画画，记在脑子里，用听众能理解的自己的语言来录书。虽然后来有了广播，不用在茶馆现场说书，但是父亲仍然会把要说的书都记在脑子里，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了。再后来，有一些比较生疏的人名，父亲会写下来先熟悉一遍，说的时候就能记住了。”

在单田芳的儿子单瑞林眼中，父亲每天的生活也就是书：“比如他当年看‘三国’的时候，会在上面标注一些生僻字的字音和来源，在《新华字典》上查阅。每出一个新的版本，他都会买来看。”

单田芳原名单传忠，“田芳”是后来的艺名。他父亲单永魁是弹三弦儿的，母亲王香桂是说评书的，但他父亲一直希望“改换门庭”，根本不想让儿子说评书。单田芳上面三代都是说书人，他小时候帮助母亲做过很多记录，包括《隋唐演义》《大明英烈》《三侠五义》等等，但是自己从来没想过做个评书艺人。18岁那年，他父亲遭难被抓，母亲要离开父亲，单田芳不敢相信这件事，从沈阳跑到母亲正在说书的齐齐哈尔求证。当他得知母亲已经办好了离婚手续时，心灰意冷，回家途中，他决定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

1954年冬天，他和一位走得很近的叔叔李庆海踏上了从沈阳去营口的列车，也踏上了说书之路。曲艺界的拜师收徒，在今天看来也许显得老派，但是民间艺术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下来的。在营口的一家饭店里，李庆海当众收徒，单田芳恭敬下跪：“师傅在上，受弟子一拜！”

后来单田芳在自传里回忆那段日子：“当时老师在台上说我在台下记录，每天到了晚上都是艺人们最愉快的时候。在演艺圈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大部分人都是阴阳颠倒，白天发困，晚上精神。到了晚上，师傅开始给我上课，教给我说评书的要领以及表演人物的技艺等等。”“由于我师傅没有文化，他需要参考，很多书就由我来读，他听，我们爷俩相辅相成，应该说在那段时间对我未来评书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55年，21岁的单田芳到了鞍山市曲艺团，认识了很多曲艺界的前辈，其中包括赵玉峰。赵玉峰后来和单田芳成为了师徒，他教会了单田芳手眼身法步、故事情节设计、诗词歌赋等等很多东西，也和单田芳切磋单家的看家书《明英烈》。

到鞍山不久，单田芳跟曲艺团说要登台说书，但是登台需要考试，单田芳靠《明英烈》中的段子摘得冠军，文化局的领导点评他时用了三个字：“准演员”。单田芳觉得自己一下子“从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变成了准演员”，心情很好。当时鞍山有7个茶社，每个茶社每天有早中晚三场，都有正式演员表演。于是，曲艺团开创了一个“板凳头儿”的先例：中场和晚场之间的空闲时间。单田芳开始在一个叫“前进茶社”的地方说“板凳头儿”。曲艺团让单田芳给大家讲《明英烈》，单田芳勤学苦练，用他自己的话说，“饺子是什么味儿都没吃出来”，“连做梦也在说书”。

1956年的大年初一，对单田芳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第一次登台，单田芳十分紧张，按照“板凳头儿”的安排，要说4段，每段30分钟。可是单田芳一口气说了两个多小时，把这事儿给忘了。茶社经理过来跟单田芳说：“单先生你跑到这儿来过书瘾来了，你看看都几点钟了？”单田芳恍然大悟，听众大笑。这次说书，让单田芳得到了在当时来说算是丰厚的报酬，也让他彻夜难眠，恨不得第二天马上接着说。他开始喜欢上了说书这件事儿。

单家擅长“长袍书”，但是对武侠书比较欠缺，于是单田芳开始跟师兄杨田荣学习。杨田荣给他讲《三侠五义》，单田芳回忆这段过程：“田荣兄每天抽出时间来到家里，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准时不误。哥俩面对面坐着，把房门一关，也就没有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