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月

在接近凌晨的时候，收到了董卿的采访回复。

她还在机房剪《朗读者》，要熬夜了，问采访时间能否推后两个小时。

第二天下午，在后海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凌晨四点收工的董卿，短发，淡妆，眼底有淡淡的黑眼圈。自从开始制作《朗读者》，熬夜变成了她的常态，她能控制的，是尽量不要熬到天亮。

每次走出黑暗得感觉不到时间流逝的机房，看着城市在天光下苏醒，人们开始晨练、上班，她觉得自己像做了一夜的孤魂野鬼。

《朗读者》是她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和总导演，这档节目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综艺，第二季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9.2。在文化的孤独和娱乐的狂欢之间，董卿偏执地找到了一个属于《朗读者》的位置。

这档节目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在透支她的身体。因为长期熬夜工作，她越来越瘦，白头发、鱼尾纹、斑，这些让女性恐惧的东西一点点出现。父母劝她不能再这么熬了：“你不是20岁了，也不是30岁的身体了。”

董卿45岁了，在人生进入一个似乎更自由的阶段后，她却进入了一个加速狂奔的状态，“我就觉得鱼尾纹啊斑啊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重要。就像是你挣脱了束缚以后，你获得了某种自由，那种奔跑的速度带给你的满足感和兴奋感，让你已经不在乎说风力有多少、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在阻挡你。”

这种速度的获得不是没有代价，她不得不牺牲掉生活的其他章节。“很多都不顾了，我把孩子放在上海，不管生病啊，或者是我父母生病，因为他们在上海嘛，我就可以假装看不见，只有半夜的时候，可能凌晨4点、5点回到家，看一下我妈妈发回来的视频。”

她想陪孩子过个暑假，但暑假已经过去一半，孩子还没有看到妈妈的踪影。

“会担心对家人孩子有亏欠吗？”记者问。

董卿沉默了两秒，“什么事情都是你选的，这个选择是你做的，所以你只能去承受所有的一切。”

工作中的董卿，不是那个在节目里经常掉泪的柔弱女性。在她看来，工作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那是幸福感的最主要来源。“不是说我因为对自己狠，或者对节目有执念我就不幸福，也许相反，我的幸福感恰恰来源于此呢。如果不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最后都是你个人的选择导致的，所谓性格即命运可能说的就是这一点吧。”

董卿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上海，父母是知识分子，有着严苛的家教。她从小做家务，背诗词，练长跑，在父亲的求全责备中长大。父亲一度不许她照镜子，说：“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镜子的时间还不如多看书。”

“他老打击你，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嘛（笑），你必须要做得比别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

父亲勤奋、苛刻、固执，这些曾经伤害过她的特质，后来分毫不差地在董卿身上生长出来。像宿命一般，她发现自己和父亲变得越来越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成长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发生剧变的转折路口，人们的命运和际遇突然多了各种可能性。“你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辈们过得更好。而你的确也抓住了一些机会，所以你会变得越来越紧张，你获得的越多，你的负担也越大。机会是我觉得最宝贵的东西。还有就是证明自己。”

在央视巨大的舞台上，那个不敢照镜子的小姑娘后来终于证明了自己。站在舞台中央，她早就超越了父辈的期待，但发现自己已经停不下来。那是一种奔跑的惯性，只能继续奔跑下去。

在工作不能填满的日子里，偶尔也会觉得孤独。有很多次，春晚结束，所有的热闹都散场，董卿一个人走回家，不知道要做什么。前段时间想去看《邪不压正》，想半天想不出有谁能陪她去看。

她曾经一个人去看了8个小时的《如梦之梦》，看4个小时，出来一个人吃顿饭，再回去看4个小时。这些人生的寂寥时刻是她在奔跑后的中场休息，和她的工作一样，她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完成一切。

“后来你会慢慢明白，任何时候都会过去的。绝望的时候，它也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就过去了。愉悦得像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它也就是一段时间，它也会过去的。绝望的时候不那么绝望，高兴的时候也不要那么高兴，是你慢慢会学会的。”

以下是她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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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季《朗读者》开始的时候，我焦虑得不得了，因为第一季反响太好了，盛名之下，你还能怎么去做第二季？第二季的开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不光是经费的问题，很多别的困难。但我觉得还是咬牙要做。

为什么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难去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会问，怎么没了？可能也许是我自作多情，我就觉得在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上，或者在今天的中国电视的这个行业里边，还是应该有《朗读者》第二季的出现。它应该继续往前走，让喜欢它的人看到。

和其他节目比起来，《朗读者》的意义在于是能够“见人”，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创作里面，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贵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质还有人的遭遇，这个是我能够倾注我所有的心血去做的。

我对内容有一种别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热，比如说我们的嘉宾采访大约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意味着听打稿下来就可能是在2万字左右，甚至3万字。我要把那个2万字的稿子反复看几遍，因为划稿子的时候已经和录制的时候隔去很长的时间了，然后你还要再回忆当时的状态，他的语速，你要进入到他的讲话的一个语境当中，要想象他好像还在你的对面，然后根据那个语境开始划稿，把2万字划成2000字。我有很强烈的完美主义，接近强迫症的边缘吧（笑），每一个字都是我一个一个划出来的，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会觉得不舒服。

做后期就是在机房里一宿一宿地熬，你知道电视是一帧一帧画面做出来的，那个画面永远有修改的余地，一坐十几个小时可能就坐过去了。

你问我有没有发过脾气，我记得有一次把一个导演训哭了。我们有一个嘉宾丘成桐，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家，数学奖的大满贯，像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这些都是所谓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曾经是哈佛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到现在依然活跃在世界的数学领域。我觉得这样的嘉宾能够请来很不容易，来了以后，他朗读《归去来兮辞》，大屏幕上用竖版把读本打出来，跟随他的朗读，一行一行字出现，但那个字幕和朗读的速度永远对不上，一遍、两遍、三遍，那个科学家很耐心，一遍读、两遍读、三遍读。

整个结束之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的愤怒。我就说太不专业了，怎么可以这样去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说你知道丘成桐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没有敬畏心，我说你不配做这个节目组的导演，他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因为我们耽误了他很多时间，他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也许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