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索马里

暴力，在“那不勒斯四部曲”里，是身为女性的莱农和莉拉从记事起就最先熟悉的语言，很多时候它行使了正式的、规训的语言的职能，只要你拒绝驯服，暴力就会在那里出现。鞋匠的女儿莉拉凭借其过人的智力和直觉，最早掌握了这门语言——她除了可以轻松在课堂考试上赢过任何人，也敢于在朋友莱农被欺负的时候，拿起裁皮子的刀顶住当地阔少马尔切洛的脖子。这个行为，激起了索拉拉兄弟（马尔切洛和弟弟米凯莱）对莉拉几乎终身的爱，也让莱农终身摆脱不了对她的依赖。

这种怪异的爱和暴力的隐喻也是我们进入那不勒斯故事、进入女性友谊的一个入口。如同《纽约书评》的书评犀利观察到的，费兰特持之以恒地描写了“嫉妒”（一种内在非常暴力的情感），因为嫉妒有时候会将自己伪装成爱。对于“那不勒斯系列”里所有的男女，生活里有太多不堪的东西将自己伪装成爱：不允许离婚的圣轮法庭；女人可以不用读很多书的常识；或者邪恶的克莫拉分子（索拉拉一家就是其中的一环，以放高利贷吸食邻人之血为生）显赫令人羡慕的生活。

“有人打人，也有人挨打，有些男人窝一肚子火回到家里，因为他们输了钱，喝了酒，欠了账，还不上钱，挨了打，家里人一句话说得不对就会动手，就是这样一个死循环。”1955年的那不勒斯，和世界的很多地方一样，生活的边界就是这样被暴力和贫困严防死守着。莱农顶着青春痘努力学习，戴上厚厚的眼镜，说服瘸腿母亲给自己买书，就是为了冲破这个界限，去一个人人说话文雅的世界，一个晚上不再需要在客厅里支起床铺、和弟弟妹妹挤在一起睡觉的世界。

但要等到1969年，莱农准备离开那不勒斯、去佛罗伦萨和精英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彼得罗结婚时，她才敢于在心底里第一次行使自己继承的这种暴力语言。

当时莱农回到家乡，“像一个骑士”一样帮助在工厂受尽欺凌的好友莉拉，用莉拉提供的关于工厂、当地法西斯团伙和克莫拉组织的黑材料给《团结报》写了一篇文章。她本以为这篇文章能让她高中时的老师和童年好友们对她刮目相看，但在所有人眼里她似乎已经是一个不相干的外来者。老师的冷漠、莉拉故意的挑衅让莱农后悔自己的“付出”，心底里她希望被自己救回来的莉拉，应该死掉。

“从那时候起，有很多年，我们都没见面，我们只通电话。对彼此而言，我们都成了断断续续的声音，没有任何目光的交流。但渴望她死去的那种念头，留在了我脑子的某个角落里，一直驱之不散。”（《离开的，留下的》）

莱农的这种诅咒，毋宁说是她第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也促成了她逃进稳固的婚姻秩序。她知道自己一直以来依赖莉拉的形象、智慧和帮助，知道若自己卸下这层依赖，她将面临失去方向的恐惧。这种镜像般的依赖，其实是同为“庶民”的女性共同面对外部压抑时诞生的极其复杂的姐妹情谊。

因为女性彼此之间的命运，并非像男性和女性命运之间会产生那么大的分野或悬殊，她们随时处在被男性（无论是不让自己读书的父亲，还是有家庭暴力的丈夫，抑或是索要性贿赂的工厂老板）碾压的境地，在精疲力竭的边缘，不让自己陷入瓦解，精神被碾压成碎片，女性只能通过写作（哪怕是莉拉的日记、笔记那样的可怜的形式）让自己平静下来，用文字固定住那种秘密，然后等待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