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人生

方成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是挚友。侯宝林曾经跟方成聊天说：“漫画是无声的相声，相声是有声的漫画。”方成很欣赏侯宝林，写过《侯宝林的幽默》。漫画和相声都有讽刺和幽默的特点，方成也常借鉴相声、喜剧和有讽刺与幽默的文学艺术作品的语言，如《济公传》《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笑林广记》，以丰富漫画创作。

他不仅画漫画，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漫画理论的人。他在《笑的艺术》中聊“笑与骂”：“笑和骂是两回事，而且互相矛盾。高兴就不骂，骂乃因为不高兴。可说来也怪，笑的艺术和骂的艺术却是一家弟兄俩，二者相通。”

方成认为，要触发笑，需要矛盾、奇巧，以及使人感到“有味”的曲折的语言，“因为它是启发式的，有让人自己思考和判断的余地”。

方成家喻户晓作品当属《武大郎开店》。漫画家徐鹏飞是方成的晚辈，也是朋友和同事，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大家很熟悉武大郎，图中对话比较多：‘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比他矮的都不用。’看了这张画，人们能对压制人才引起共鸣。”

徐鹏飞还喜欢另外两幅作品：《神仙也有缺残》和《不要叫我“老爷”，叫“公仆！”》。“《神仙也有缺残》，画一个铁拐李。神仙本来应该没有毛病，都当神仙了有啥毛病？可是八仙里恰恰有一个铁拐李，有腿疾，拄拐棍。方成先生很敏感，用这一点揭露盲目崇拜。这张画一出来，不用讲道理，大家都明白了。《不要叫我“老爷”，叫“公仆！”》，一个官员坐在抬着的轿子里，前方人等纷纷回避，一个老百姓却跪在路边给他下跪。这个标题太深刻太幽默太有内涵，把那些自称公仆的官员的虚伪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且让人看了想笑。”

1985年，在“中国十大笑星”评选中，方成担任评委，当时在吉林日报社工作的徐鹏飞结识了方成。8年后，徐鹏飞被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经常在一些活动中邀请方成。那时出差时还不时兴一人住一间，觉得是一种浪费，两个人有时就一起住在一个标准间里。徐鹏飞回忆了方成的一个习惯：“方成是性格特别宽厚的智者。八九十年代出差的条件不像现在这么好，一个房间两个床，我们一人住一个。方先生非常有意思，他年轻的时候总值夜班，有点失眠，后来年龄大了，睡觉特别晚成为一种习惯。出差时他自己带个老式的小灯泡，因为宾馆房间的灯都亮，台灯也太亮。他怕影响别人睡觉，他又睡得晚爱看书，就到一个地方把小灯泡插上，自己做一个临时的东西遮挡光线，自己躺在床上看书。这点光他自己能看到，旁边另一个床上的人就看不到。”

方成（原名孙顺潮）9岁之前生活在北京农村，喜欢画画。当时，他所在村中的孙姓家族里很多人在海外打工，春节回家过年，家里墙上会有“金山大吉”“巴城吉庆”之类的红纸条，金山指旧金山，巴城指雅加达。方成曾回忆自己漫画启蒙也许与此有关：“可能是在有钱人家里看过墙上的画。回乡居住的华侨也有几家，他们比较富裕，我有时去过那里。”

少年方成在战乱中辗转于北京、乐山，读完了中学和大学。1942年，他从武汉大学毕业，到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工作，业余时间读书作画，画一些生活记忆。1945年夏，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准备迁返至天津，方成在即将被丢弃的一批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中发现许多外国漫画，是发表于“二战”期间的政治讽刺画，讽刺轴心国。方成如获至宝，剪下来贴在两个本子上。

日本投降后，方成在上海出版的报纸中看到了米谷、张乐平、丁聪、张文元、余所亚、沈同衡的漫画，也想以此作为终身事业。于是，1946年夏，他从研究社辞职去了上海。

方成靠着自己对西方漫画的了解被广告公司的美籍犹太老板选中，担任绘图员。然而，方成在一幅画中有反美信息。方成回忆：“他一怒把我的画稿一把抢去。我立刻站起来，抄起桌上的啤酒瓶向他砸去。对方一见不妙，赶紧把画稿放下。”当然，方成因此丢了工作。在上海，经过好友《大公报》记者张高峰投到北京《新民报》上发表。不久后，收到《观察》周刊主编储安平的通知，邀请他为杂志用自己的作品编一版漫画。在上海这一年半时间，方成在黄嘉音的介绍下，见到了漫画前辈丁聪和华君武。他应该不会想到，自己在日后会被人拿来和这两位前辈并列，称为漫画界“三老”。

他的漫画人生就算是从这里正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