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呼啸，青色的群山在眼侧一晃而过。摩托车离开盘山土路，驶上了几乎称不上路的山脊线。在青藏高原的群山里，常常能看到一些细长小径，斜斜交织着从山间挂到山巅——那是牲畜和动物在山间觅食时踩踏出的兽道，也是当地人骑摩托车翻山越岭时的捷径。小路约尺余宽，仅容一辆摩托车通行，一侧依傍于崎岖陡峭的山体，一侧则是山崖。我反手钳住车后座边的两条横杠，尽力保持一个别扭但自以为能增加点安全感的姿势，来对抗车轮在凹凸山脊上的颠簸，以至于第二天手臂和坐骨都隐隐作痛。

“哟嚯——”新认识的藏族朋友更尕仓洋和阿吾格利快活地打着呼哨从我身边超过。7月高原的清晨尚有凉意，他们戴着森林迷彩图案的宽檐帽，穿一身类似昆虫保护色的冲锋衣裤，墨镜和魔术头巾将脸遮得严严实实，双手随意搭在腿上，宛如西部游侠般威风自在。骑摩托车是机械动力时代藏族人最喜欢的山间行走方式。即便在最险峻和颠簸的地方，他们在后座的身姿也如端坐莲台那样稳当。当路过山顶的经幡堆时，他们还会腾出手挥舞着，高声喊叫出他们对山神的敬语。

更尕和阿吾是2017年国际自然观察节的参赛者。观察节是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玉树州当地政府共同举办的物种寻找活动。我跟随他们乘摩托车翻越的这片山地就是观察节的现场——青海玉树州囊谦县白扎林场，一片流石滩、湖泊、森林、草甸共存的山地。生态学将土地上构建的生物体系比作金字塔：最底层是土壤，其上是植物层，昆虫寄居于植物群内，成为鸟类和啮齿动物的食物……每向上一层，物种的数量便会大量地减少。每只位于金字塔顶层的肉食动物都有成百上千只猎物任其捕食，而这些猎物的下一层又有成千上万只动物作为捕食对象，它们可以捕食的昆虫则数以百万计，昆虫的食物是那些无量数级的植物……以这个理论来看，玉树州所在的山地可能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细密的生态金字塔，有7种大型食肉动物共存于金字塔的上部（其中包括最为珍贵的高山动物雪豹），意味着有更为丰富的低层物种作为金字塔的底座。因此，这里一直是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2013年，国家提出筹建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时，玉树州的部分地区也入选第一批试点，并最早获得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

从2016年起，北京山水保护中心就在玉树州选点，作为自然观察节的比赛现场。去年在州东南部的昂赛大峡谷，那里以古柏森林和青藏高原发育最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貌著称，被称为“中国的黄石公园”。今年则定在更南边的尕尔寺大峡谷周边。这里山势更奇绝陡峭。岩壁如刀削斧劈，尕尔寺耸立山巅，俯瞰无穷尽的群山像深绿厚重的涟漪，重重叠叠，荡漾到远处。从7月19日到23日，共有17支来自世界各地的队伍聚集在这里，度过5天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信号的野营生活。参赛者要在划定的区域内找到尽量多的花草鸟兽，用相机拍摄下来，再鉴定命名。五位知名的生物学专家和动物保护人士组成的评委团会根据照片上物种的稀有程度以及拍摄瞬间的生趣、美感，评选出最优秀的寻找者。到营地第一天晚上就公布了评分规则：一只鼠兔或者岩羊得2分，白唇鹿或者藏狐得5分，一朵唐古拉雪莲得5分，一只雪豹可以得10分……

这是一个有趣的科学活动，就像成人版寻宝游戏。能加入到这个游戏中的人，需要具备一些动植物知识、找寻的技巧、运气，更要有和自然长时间安静相处的耐心。参与2017年自然观察节的人中有不少博物学家，观看过1000多种鸟的大学教授，半天时间就认出80多种花草的植物达人，乘滑翔伞7000多公里，从俄罗斯到英国追踪天鹅迁徙的英国动物保护人士，也有不少普通人，他们是当地牧民、寺院喇嘛、城市里的健身教练、市场营销专员……这些人既不是研究动植物的专家，花费时间和体力在山间寻找物种也并不能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实际的利益。如果说有什么可满足的，大概只是个人对自然的好奇心。这种人和其他物种之间“我想认识你”的好奇或者“我认识你”的温情，可能将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入到一个新的层面——这是伟大的生态理论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所推崇的理想关系。

正在萎缩的自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尔多·利奥波德写作名著《沙乡年鉴》时，正忧心于人类要如何纠正自己的认知，将人和自然的关系从以经济动机主导的利用关系中解放出来。当奥尔多·利奥波德写作时，现代人和自然的相处看起来已经过了最坏的时候。尤其在美国，大肆猎杀野生动物的拓荒年代已经过去，人们还创造出了一套层次细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对野生世界进行管理和保护，其中就包括被称为伟大创意的国家公园体制——这套体制几经变革，最终以维护荒野，保存自然界的多样性为目标。但即便在这些已经被人类纳入管理和保护的区域内，最好的荒野仍在萎缩。“许多我们借以打造出美利坚多样性的荒野已经荡然无存。”奥尔多·利奥波德在书中写道，“活着的人将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五大湖区的原始松林、沿河平原的低洼树林，或是巨大的硬木林了。萎缩最快的要数海岸荒野。别墅和为旅游者开辟的道路，已经将东西两侧荒凉的海岸线全部占据。眼下的苏必利尔湖，正在失去五大湖区野生海岸线的最后一块大的遗迹。”

同样的保护悖论也在中国的野地里发生着。自然观察节发起人——北京大学教授吕植的电脑里有一张图，图表根据卫星遥感测得的叶绿素浓度绘成，展示了2000年到2009年中国植被指数的变化。自1998年几乎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大洪水后，国家决定在河流上游禁伐树木，并在多个河源区设立自然保护区，玉树州所在的三江源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正式成为自然保护地。但大面积禁伐后，植被指数的变化仍然不容乐观。图表显示，大兴安岭明显变坏，川滇藏、华南的情况也不乐观，只有中部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叶绿素浓度在增加，可那里并没有森林和草原，增加的只是庄稼。作为生态金字塔的最底层，植被的退化会向上传导，最终影响到动物和人类的生存。在这次自然观察节的晚间分享会上，吕植做了人兽冲突的专题演讲——截至2012年底，中国已经建立了2669个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占国土面积的14.94%，从保护地数量上看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最好的动物栖息地仍在减少。她以“国宝”大熊猫为例，“从1988年到2008年，每10年间熊猫最好的栖息地减少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