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步冲 于萍）

( 沉迷于hip-hop黑人街头文化的青少年习惯于将非洲式的英语所特有的双重否定、吞音与俚语挂在嘴边 )

去年7月，Google宣布投入1.5亿美元，与哈佛、斯坦福、牛津、密执安4所大学的图书馆以及纽约公共图书馆合作，扫描藏书并建立网络查询系统，并最终将多达5000万册的图书放到网上建设一座“网络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历史学家让内伊立刻在《世界报》上将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的这一构想斥之为英语帝国主义的又一轮侵略:“Google提供的是令人目眩的数字——45亿页书籍。人们面对这一远大前景最初的反应，也许是纯粹的喜悦。但是我们需要看得更远些。某些巨大的问题同时产生了，除了表面上这种自由免费的资源共享与科技文明带来的令人目眩的好处，我们还发现了一种危险，美国在观念领域的压倒性统治，将对未来一代看待世界的方式产生严重影响。那些参与这个计划的图书馆，对于其他国家的文明当然是慷慨而开放的。然而，这一选择的标准将受到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思想的剧烈影响，并因此影响到人类文明的多元化。”

欧洲国家对于美国文化集权的怨恨可以说由来已久，早在1901年，英国作家威廉斯·特德就在自己的巨著《世界的美国化》中,担心这个大西洋彼岸的邻居将利用自己庞大的经济实力把各种粗鄙的意识形态加诸于欧洲国家。为何偏偏是英语？抛开陈腐的经济决定论，剑桥大学语言学家吉拉尔德·祖克曼在他的论文《全球化时代的身份》中，认为以英语为载体的美国霸权其实是欧洲各国文化成果融会贯通，再不断将其反馈的结果，例如上世纪30年代好莱坞电影对于英国正统表演法的偏好，促使它早期的明星，从加里·格兰特，到凯瑟琳·赫本，都以纯正的英国口音与遵守剧本要求闻名。而到了1951年，当接受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法的马龙·白兰度在《欲望号街车》里带着浓重的鼻音，含混地朗诵台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诠释角色时，这种更适合电影表现风格的做派使好莱坞顺理成章地抛弃了莎士比亚所制订的金科玉律，并为一系列性格派演员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大众文化与跨国资本的力量重塑了全球的经济、地理，乃至意识形态的地图，比如一个印度沃尔玛员工的思想可能更类似于一个远在伦敦的白人同事。又或者我们提到中文的‘冰’时，时髦的中国都市白领可能想到的是以麻黄素为原料的毒品。但这一切也使美国为它的全球化付出了代价。”乔治城大学外交政策研究员约翰·布朗说：“在20世纪初期，英语只有两种变体，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而现在英语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庞杂的语族，不再是美式流行文化所独占的载体，这也使得美式英语丧失了它本身的创造灵感，非洲英语，印度英语乃至中国英语却成为重塑全球流行文化的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