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梁漱溟逝世30周年。很多人知道他的名讳，但并不了解他的人生与主张。他既是美国学者口中“最后的儒家”，也是北大当年知名的青年哲学教授。他既是探索新中国道路的思想家，又是轰轰烈烈开展乡村建设的实践者。

梁漱溟与毛泽东是北大时期的朋友，抗战时，他曾在延安以政治中间派的身份与毛泽东几次彻夜长谈，而又在建国后因为批评农民政策，遭到了这位最高领袖的公开责备。他因为坚持儒家观点屡遭批判，但却能以自省的方式泰然处之，以95岁的高龄善终。今天，就让我们走近这位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的民国名士，看他近百年的人生实践中，如何思考中国，如何在逆境中保持一份儒者的乐观与尊严。

▲梁漱溟（1893-1988）（视觉中国供图）

1918年农历十月初七那天，北京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一人穿戴整齐，留下一封遗书，在积水潭附近投湖自尽。那个投湖的人，便是梁漱溟的父亲梁济。

父亲离世后没多久，一心向佛的梁漱溟正式宣布，自己将从佛学研究转向儒学研究，其中多多少少是受了父亲辞世的影响。父亲梁济在梁漱溟的成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离经叛道的西学教育，还是忧国忧民的君子之风，父亲的影响，在梁漱溟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梁家祖籍广西桂林，梁漱溟的祖父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就定居北京。父亲梁济，字巨川，27岁中举，直到40岁才当上内阁中书的四品官，做过清朝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梁漱溟评价父亲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但“秉性笃实”，且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不肯随波逐流。梁济一辈子关心国事，赞成“维新”。民国建立后，他也一度对国家步入坦途抱有希望，但这些都落空了。

1918年农历十月初十是梁济60岁生日，他以准备祝寿，家中须大扫除为由，到积水潭旁朋友家小住。就在生日前3天，他按计划从容投了积水潭。

他在遗书里说“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又说，如果能唤起国人“尚正义而贱诡谋”，则他的死“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很多人把他的行为视为“遗老殉国”，但新派人物陈独秀、徐志摩、胡适等人，也都写文章评论他的自尽，他们并没有把它仅仅理解为殉清而死，反倒由此来反思整个社会精神力量的缺失。

1893年，梁漱溟出生在这个忧国忧民的儒士家庭。作为家中幼子，梁漱溟享受着全家的宠溺。他曾形容自己幼年时“既呆笨又执拗”，直到6岁，自己还不会穿裤子。有一天早上，祖母隔屋喊他，问他为什么还不起床，他气愤地大声回答：“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被全家引为笑谈。

同时，他的成人性格也在少年时期初见端倪。梁漱溟少年时爱静思，不喜运动，体质弱。读书时，经常看同学打球踢球而不敢加入，只有等人家都玩罢，才敢一个人去试一下。因好想事情，神色完全不像少年，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小老哥”。他在中学堂读书时，和班上3位同学是好友，有一天几个人谈到兴头上，提议不再“大哥、二哥”相称，而是根据每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警示策勉。于是有的人因稍显懦弱被取名为“懦”，有人因脾气暴躁被取名“暴”，还有一自谦为“惰”，而梁漱溟被取名为“傲”，从中也可看出他当年的一些性格。

梁漱溟生性温和，他的性格养成，不得不说与父亲对他的态度有很大关系。梁济是一个仁慈的父亲。梁漱溟9岁那年，有一次，他存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气得跟家人大发了脾气。第二天，父亲在院子里的桃树枝上，发现了那串钱，他知道是梁漱溟自己马虎，但并不斥责，而是在纸上写下一段文字，大致内容是讲，一个小孩把钱挂在树上，自己忘了，怎么都找不到，还要去跟家人吵闹，第二天父亲打扫庭院时发现，小孩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犯了糊涂。梁济不动声色，把这段文字拿给儿子看，梁漱溟红着脸跑到树下寻找，自觉非常地惭愧。

很多人以为梁漱溟幼年时饱读“四书五经”，可事实上，这位民国时期最杰出的儒家学者，竟然从小到大都从未背诵和研习过儒家经典。

▲少年梁漱溟（右二）

这同样是出于父亲梁济的影响。因梁济赞成维新，不主张读经，在子女教育方面，他极其地反传统。1903年，京师译学馆成立，梁济将长子送去学习，三年后，又将其送到东京学习商业，这在当时是很受旧学界蔑视的。他还把两个寄养在家中的外甥送到了英国攻读法律学位，两个女儿也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作为小儿子的梁漱溟，他的早期教育可以说是最为彻底的反传统。虽然6岁时开始在私塾读书，但梁漱溟学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一本名叫《地球韵言》的启蒙读物，这是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里面的内容多是介绍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和大西洋。这在当时实属一件很不寻常的事。7岁，梁漱溟被父亲送去“中西小学堂”，这是当时北京的第一所西式小学。在那里，他学的是英文入门读本，念的是ABC，而不是《论语》。

不料，梁漱溟入学后的第二年便赶上“庚子之变”，那些英文书只好烧毁。此后，他又入过几所小学。1906年，他考进“顺天中学堂”，后来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张申府、汤用彤等都是他的同学。而当他从顺天中学毕业后，他所受的正规教育至此为止，其后皆自学。

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梁漱溟，却成为北大哲学系的知名教授。他进入北大任教时，年仅24岁，不用说他的教授同事，就是他的学生，也有些比他年纪还大。梁漱溟究竟有什么样的超凡才华，能够让北大校长蔡元培如此青睐有加呢？这得从他的厌世思想和自我拯救开始说起。

梁漱溟像父亲一样，很早便对人生和社会问题有了深入思考。由于父亲对报纸很感兴趣，他也很早就养成了读报的习惯，并且非常关注时事。在他离开学校后，很多知识都是通过读报获得的。当时革命派在天津办了一张《民国报》，19岁的梁漱溟到报社做编辑，还做过外勤记者。那时他向往议会政治，每逢资政院开会，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旁听。作为记者，他还亲眼目睹过袁世凯在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梁漱溟这个名字，也是他在报社工作时取的。他原名为焕鼎，有一次，报社总编辑孙炳文在为他题写扇面时，顺手写下“漱溟”二字，梁漱溟很喜欢，从此这名字就伴随他一生。

而他本人的出世思想也在青年阶段持续滋生。1913年，梁漱溟离开《民国报》后，曾经两次试图自杀，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道德沦丧和社会的困苦常常让他变得紧张和痛苦。

那时，他深陷于人生烦闷中，不愿在世俗趣味中混过一生，认为人生即是苦，思求出家为僧。通过佛学的自我治疗，他最终消除了灵魂中的紧张，他理解道，人们所看到的大千世界不过只是些现象而已。他自己的欲望、自然和人类的不幸、善恶标准、道德责任感和宿命论，这一切对于绝对不变的实在来说都只是相对的。

1916年，梁漱溟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那时他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精神困惑。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穷元决疑论》，总结了自己在哲学探索中的体验和痛苦。当时正值袁世凯称帝的尾声阶段，原有的规范和信念都崩溃了，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梁漱溟的文章是要为当今世界提供一种精神拯救。

在这篇文章中，他宣布了自己重新入世的打算。敏锐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富有创造精神，融汇中西的哲学见解，在知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树立了他作为一个重要知识分子的形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于是向梁漱溟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来北大开设印度哲学课。

▲图为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生与老师在北大办公处门前合影，前排左起第七人为梁漱溟。（蔡元培家属供图）

对此，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丁耘分析道，梁漱溟的文章，既展现了他对中文佛教典籍的熟练掌握，又显示出他可以阅读英文西学文献，运用西学理论来谈论佛学，而且他的分析相当精道，这在当时国内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里，可以算得上是中西学俱佳了。梁漱溟出身于新学堂，从小学习英文，同时他也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佛学研究者，而且并不守旧，这些条件对于蔡元培来说，都是非常珍贵的。

第二年年底，梁漱溟进入北大讲席。一年后，他便出版了《印度佛教概论》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佛学作了哲学上的系统阐述，这本书奠定了他作为一个佛学家的社会地位。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佛学家的梁漱溟似乎走向了终点，他很快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那就是儒学。北大任教的几年，对梁漱溟个人而言，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梁漱溟曾在后来回忆自己由“佛”向“儒”的转变，他在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很多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充满乐观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儒家的看法。于是在北大任教期间，他开始由“出世”转为“入世”。

1921年，根据梁漱溟演讲整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书中倡导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观点，认为东西方文化各有其价值；而作为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自有其对人类生活不可磨灭的价值，并预期世界最近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此书之后再版10多次，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梁漱溟肯定和捍卫了孔子思想。美国学者艾恺在为梁漱溟做传记时，称他为“最后的儒家”，这个评价尽管不甚准确，但是却广为人知。梁漱溟作为儒家学者的身份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标签之一。

按照梁漱溟的见解，人们的人生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态度概括为“逐求”，追逐声、色、名、利等物质享受，欲望得到满足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将这种思想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是西方人。第二种人生态度是“厌离”，人在反思自己、观察生活时，会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被欲望纠缠，另一方面社会中又充满了偏私仇怨和生离死别的现象，于是就会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态度。将这种思想进行升华的就是佛家。第三种人生态度，可以用“郑重”二字来概括。顺从生命的自然发展，以自觉的力量去生活，而不是依赖外力的催逼和外部趣味的刺激，将这种思想理解地最透彻的便是儒家。

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人生思想接近于第一种人生态度，二十岁到二十八岁之间，转入佛家，采取的是“厌离”的人生态度，而他最终选择了“郑重”。他决定：“归宿于儒家思想，且愿再创宋明人讲学之风，与现代的社会运动融合为一事。”这一年是他在北大任教的第五年。

梁漱溟进入北大时非常年轻，但在几年之间，他结识了不少朋友，这其中包括梁启超、李济深、李大钊、熊十力等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比梁漱溟大十岁或二十岁，相互的交往可以称之为忘年之交。

梁漱溟曾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在北大七八年间，独与守常相好。”这里所说的“守常”，指的就是李大钊，“守常”是他的字。两人早年间就已相熟，李大钊比梁漱溟到北大的时间略晚一点，他除了任教之外，还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1921年，梁漱溟决定放弃出家的心愿，准备成婚，他特意为此去了李大钊家，告诉他自己即将结婚的消息。1927年，梁漱溟得知李大钊一家被张作霖逮捕后，立即从西郊进城访章士钊，希望能与章士钊一同出面将李大钊的家属保释出来。章士钊自认为与张作霖的亲信参谋长杨宇霆相熟，可以保李大钊不死，但最终还是失算了。梁漱溟虽参与了李大钊的遗体装殓，但仍觉得自己“未能尽小小之力， 抱憾于衷”。

▲梁漱溟（右二）与张申府（右一）、李大钊（右三）、雷国能（右四）合影于北平中山公园

许多年过去后，他在与胡适的信中，谈到“怎样解决中国问题”，他写道：“守常先生向来是肯想这个问题的，竟自因此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我虽百般不行，却亦肯想这问题”，“然我则没有和守常先生走一条路的决心和信力，更没有阻拦他走那条路的勇气与先见了。”在李大钊牺牲多年之后，梁漱溟对他依然崇敬有加。

梁漱溟与熊十力的交往则表现出了做学问的直率与坦诚。1919年上半年的一天，梁漱溟收到一张从天津寄来的明信片，寄信人落款是熊升恒，南开中学教师，与梁漱溟并不相识。明信片上字不多，大意是，你写《穷元决疑论》时骂了我，我看到了，你说得没错，希望有机会能见面恳谈。熊升恒是熊十力的原名，他未曾受过正规教育，但却自学成才。两人通信后，趁着学校放暑假，熊十力来到北京，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了毕生的朋友。

梁漱溟当时之所以责备熊十力，是因为他在《庸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批评佛家，说“佛道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其害不可胜言”。梁漱溟于是在《穷元决疑论》中指名道姓地批评熊十力，说他愚昧无知。两人见面后，谈话仍从佛学问题入手，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1920年，他又介绍熊十力去南京支那内学院从事佛学研究。1922年，梁漱溟在教授“唯实哲学”课两年之后，“顾虑自己有无知妄谈之处”，于是推荐了熊十力来北大，接替他授课。熊十力后来被认为是“新儒学哲学的奠基人”。

梁漱溟一直是充满自信又特立独行的。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他写道：“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个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如我当初见得佛家生活是对的，我即刻不食肉不娶妻，要做那样的生活，八九年来如一日。而今所见不同，生活亦改。” 当年冬天，28的梁漱溟选择结婚，但他从20岁开始吃素的习惯却保留了终生，直到95岁去世。

梁漱溟曾说道，“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强调儒学是一种解决人生真问题的生活实践功夫。如果在大学课堂里，将它只当作哲学思想来讲，他认为“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孔子的思想中是有哲学的，但那只是孔子从他修养实践中所得出的副产品。孔子的学问根本是人自己如何了解自己，如何对自己有办法。因此，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真精神用于我们自身，用于人类社会。

1924年，因不满学校只是传授知识技能，梁漱溟辞去了北大教职。他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在经过一些曲折之后，终于投身于农村，从事乡村建设去了。他开始了儒家倡导的社会实践，试图通过社会改造运动推动社会发展。

撰文：吴丽玮

演播人：小马

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994期、422期文章改编：

《口述：逝去的儒者》，李菁；

《纪念梁漱溟：“失败”的乐观者》，刘周岩。

【参考资料】

《父亲梁漱溟》，梁培宽著；

《最后的儒家》，艾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