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一部电视剧在国内流行，每集片头那段意味深长的吟诵成了经典：“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就是根据小说《围城》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大众范围内也掀起了“钱锺书热”。1980年之前，钱锺书其实已经成了一个被大众遗忘的名字。但是，1980年，《围城》时隔30年再版，印刷13万册，不出百日就脱销了。

然而，被誉为“文化昆仑”的钱锺书在创作生涯中，贡献至伟的远非此书，《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等一众束之高阁、众人仰望的学术著作对中国学界有着更深远影响。

▲钱锺书（1910-1998）（视觉中国供图）

钱锺书一生，除了著书立说和参加重要研讨会之外，极少公开露面。他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是因为妻子杨绛晚年写的回忆录《我们仨》出版。读者们得以看到钱锺书的日常生活，以及学术作品之外的文人风骨，他与杨绛的爱情传奇传为佳话，两人做了一生的知心伴侣，生活中相濡以沫，精神层面也是棋逢对手。

从留学牛津寒窗苦读，到抗日战争时期留守孤岛上海，再到“五七”干校和“文革”时期，我们可以从中体会钱锺书作为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低调为人、高调治学的典型形象，面对不同时代的不同压力，他尽可能远离政治，保持人格风度，用无功利之心来抵挡人世的风风雨雨。

钱锺书一生注定与读书做学问有关。

他出生时本来取名“仰先”，字“哲良”，因为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而取名“锺书”，这种预测前途和性情的仪式本来是庆祝人生第一个生日的民俗，却真的让他抓住了一生的挚爱。 

钱锺书生在无锡县城里一户书香之家，3岁时随伯父学识字，6岁时跟着堂弟一起进私塾读书，他学《毛诗》，堂弟学《尔雅》。一年后回家继续跟着伯父学习。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这满足不了钱锺书的阅读欲，因此经常从伯父那里拿两个铜板在租书摊上租小说，津津有味地读完《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小说。他的记忆力也极好，这些童年的乐趣直到去牛津读书时依旧记得很清楚，同新婚的妻子杨绛说起哪条好汉使用哪种兵器时，还能如数家珍。

十一、二岁的时候，《林译小说丛书》带钱锺书进入了外国小说的新天地，他反复阅读林译的狄更斯、司各特等作品。40年以后，他曾经回忆：“假如我当时学习英语有什么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及他人的探险小说。”

正是这种动力，让钱锺书在中学时英文已经出类拔萃，1929年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时，他算学只得零分，但是因为英语特别优秀而被破格录取。他到清华时，已名满全校。在同学眼中，钱锺书爱读书，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清华大学四年，钱锺书只去过香山、颐和园，平时只要有时间都在读书，乐在其中。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之后，钱锺书才破例在杨绛陪伴下游玩北京郊区。

钱锺书与杨绛在清华园便确立了“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的志向。

杨绛曾经在回忆文章里写到过丈夫对于读书的喜好：“只似馋嘴佬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细，甜咸杂进。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戏曲里的插科打诨，他不仅且看且笑，还一再扮演，笑得打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大部著作，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的书一本本渐次吃完。诗歌更是他喜好的读物。重得拿不动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

钱锺书与杨绛的留学生活，虽历经波折，但后来回忆起来也满是生活的趣味。

1933年，钱锺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与杨绛订婚，并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两年后以历史最高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艾克赛特学院英文系留学，服装费20英镑，往返英国的交通费80英镑，每月学杂费及生活补贴24英镑。这时的杨绛，虽然从东吴大学考上了清华外文系研究生，但外文系不设出国深造的公费名额。她本打算随钱锺书去牛津后，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名额已满，杨绛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她后来写道：“既然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这对知识分子的夫妻生活就此开始。在这三年不算长的留学岁月里，钱锺书埋头苦读，但对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记述甚少。而在杨绛的笔下，那段岁月满是生活的细节。

▲杨绛与钱锺书合影（视觉中国供图）

在牛津，夫妇二人住在离学校不远的英国房东老金家。那是一间双人卧房兼起居室，窗临花园。后来，他们换了一处房子，离学校和图书馆都近。没有了老金家的人做饭，杨绛学会了使用电灶和电壶，也学会了用厨房的锅和刀、叉、杯、盘等，自己做晚饭，不断创制新菜。杨绛后来回忆，直到30多年后，他们从干校回北京，钱锺书才第一次学会了划火柴，点燃了煤炉火。

钱锺书是一个典型的“书呆子”，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他常自叹“拙手笨脚”，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但到了异国他乡，杨绛才真正见识到他笨拙到了什么程度。到达牛津前，他们在伦敦做了短暂的游览，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和几个有名的画廊。杨绛多年后回忆，钱锺书看着在伦敦的亲戚骑自行车旅游德国和北欧，到工厂实习，只有佩服的份儿，他绝没有这等本领，也没有这样的兴趣。他只会可怜巴巴地和杨绛一起“探险”：从寓所到海德公园，又到托特纳姆路的旧书店；从动物园到植物园；从阔绰的西头到东头的贫民窟；也会见一些同学。初到牛津，钱锺书一个人出门，就在下公交车时脸朝地摔一大跤，“吻了牛津的地”，把大半个门牙磕掉。

也只有在杨绛的笔下，我们才能读到夫妇俩在牛津时的社交生活，虽然他们不喜社交。钱锺书一向喜欢讽刺，能和他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他刻薄。杨绛当然体察钱锺书的不谙世故，但她更愿意保护他的天真，而不是让他适应世故。

钱锺书在牛津读书的时候，创造了“中土世界”的托尔金（J.R.R. Tolkien）和刘易斯（C.S. Lewis）都还在牛津执教。如果今天踏访牛津，你尽可在托尔金和刘易斯常去的“鹰童”（Eagle and Child）老酒吧追忆过往，感受“吉光片羽”（The Inklings）读书会的往日氛围，但唤起对钱锺书这个名字回忆的地方，只能是博德利校图书馆。

不过，在钱锺书、刘易斯和托尔金身上，兴许还有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对现实世界保持距离。刘易斯从小沉迷于阅读，对他来说，书里的世界显得比现实的世界更真实可感，也更有意义，挚爱的母亲去世后，他就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寻求安慰。而对托尔金来说，他向往古代，他所创造的现代奇幻文学，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第二世界，为我们远离、逃避现实世界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在钱锺书的后半生，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面临着逐渐恶化的生存环境，但他既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算是一个特例。这一点屡被人诟病，但鲜有人像历史学家余英时那样肯定他思想世界的“政治无涉”。钱锺书曾在一篇题为《论文人》的文章中，以他惯有的幽默和讽刺写道：“歌德不做爱国诗歌，遭人唾骂，因在语录里大发牢骚，说不是军士，未到前线，怎样能做战歌。现代的文人比歌德能干多了，在善造英雄的时势底下，能谈战争，能作政论；再不然，能自任导师，劝告民众。这样多才多艺的人，是不该在文学里埋没的，也不会在文学里埋没的。只要有机会让他们交换，他们可以立刻抛弃文艺，别干营生。”与现实保持的距离感和疏离感，正是钱锺书著书为学一以贯之的特点。

▲1936年，钱锺书与杨绛在牛津大学 

牛津是钱锺书成为学术大家的起点。

钱锺书在牛津的两年时间，除了上课，几乎全泡在图书馆里。他把这个图书馆称为“饱蠹楼”，贯穿了他一生学术与写作生涯的记笔记的习惯，就是在这里养成的。“饱蠹楼”的图书不外借，到那里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做笔记很费时间，做一遍笔记的时间，约莫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但钱锺书说：“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很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

在求学生涯中，钱锺书对于能否获得学位并不在意。很多年后，杨绛在《我们仨》里回忆道，牛津大学的学生，多半是刚从贵族中学毕业的富家子弟。开学期间住在各个学院里，一到放假便四散旅游去。“年轻学生多半临时抱佛脚，平时对学业不当一回事。但钱锺书把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这是因为他不爱活动，在清华的四年里，“连玉泉山、八大处都没去过”，他因此在牛津和巴黎都并非“交友甚广”。也许正是这种氛围，让钱锺书对获得一个洋学位不以为意。他曾对杨绛说，在牛津，吃两年饭就是硕士，吃四年饭就是博士。他虽然通过了牛津的文学学士论文考试，在1937年拿到了毕业证书，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接着走下面一步：申请学位。因此，从理论上说，钱锺书在牛津并没有被授予任何学位。根据杨绛在《我们仨》的回忆，1936年他们就已在巴黎大学注册入学了，“因为巴黎大学不像牛津大学有‘吃饭制’保证住校”。钱锺书感到，拿一个学位要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当，“白费功夫读些不必要的功课，想读的许多书都只好放弃”。所以后来他们虽然在巴黎大学交费入学，却只各按自己定的课程自由读书，并不想获得学位。

钱锺书在牛津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十七和十八世纪英语文献里的中国》。之前一直没有人读到过原稿，直到2016年，一位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晓宇出于对民国那代学者“脚踏东西文化典范”的存疑，带着求证的好奇心给博德利图书馆写信，才第一次看到了钱锺书的毕业论文原稿。那时钱锺书使用的还是威玛氏注音，原稿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线装本。面对这样一个宏大得在今天几乎难以成立的论文题目，钱锺书开始了浩瀚的文献考证，而且还从英语之外的欧洲大陆语言文献中去寻找。晓宇记录道：“每一页的几处引用，全篇下来，跨越两百年，甚至提到了20世纪初的文章，不免让人嘀咕，在没有电脑、Google和关键词搜索的时代，他是看了多少书。”

论文里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钱锺书考证了17世纪英国文献记载上的第一位中国人。在《安东尼·伍德的生活与时代》这本书里，他读到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和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 of England）在1687年的对话记录，其中提到一位在牛津的中国居民，詹姆斯二世还收藏了这位中国人的画像。沿着伍德和海德的书稿找下去，钱锺书查到了这位中国人，还考证出他们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中国围棋和骰子。钱锺书考证的这些文献，都是拉丁语所写的。这篇论文的英语不乏行云流水的长句和排比句，词汇的使用不仅复杂高级，而且也有文采，闪烁着他的幽默感。

钱锺书在学术上的主要贡献是笔记式的。

这与中国古人发展的以笔记为主的著作，比如《日知录》和《困学纪闻》，是一个路数。有人对钱锺书这些笔记和他所做的研究的价值提出过质疑。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余英时曾经做出过他的回答。他说，钱锺书的这种笔记式写作，是因为“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

钱锺书的笔记也随着他不断搬迁。从牛津开始，笔记不断从国外搬迁国内，从上海到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在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自从摆脱了读学位的羁束，他就更加肆意地读书、勤谨地记笔记。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杨绛后来回忆：“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我曾想为他补裰破旧笔记，他却阻止了我。他说：‘有些都没用了。’哪些没用了呢?对谁都没用了吗？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

▲钱锺书外文笔记

钱锺书去世后，杨绛说，她还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她“应尽的责任”。这责任，就是整理钱锺书的学术遗物——几麻袋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她找出大量笔记，经反复整理，分出三类：涵盖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的外文笔记，与日记混在一起的中文笔记、读书心得。这些成了《容安馆札记》，178册的外文笔记，20卷的《钱锺书手稿集》。

撰文：张星云

演播人：张洁

文字内容由《三联生活周刊》总第889期、692期、642期文章改编：

《我们仨的世间传奇》，曾焱；

《归国之后：现实与选择》，杨璐；

《钱锺书，杨绛：一对做学问的夫妇》，杨璐；

《用最难的学问忘却最深的痛苦》，李翊；

《钱锺书生命中的杨绛：牛津往事》，蒲实；

《百岁杨绛：尊严和信仰》，王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