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文轶）

( 在有限空间安排尽可能多的人，这就形成了普通市民居住的集约化 )

“是的，传统的居住现在多少已经失去了。”北京建筑设计院原副院长、总建筑师赵景昭不无忧伤地承认。赵景昭参与了改革开放以后“北京80、81系列住宅”的设计和建设，这批住宅包括长安街上两栋16层外交人员公寓和前三门大街住宅楼——北京最早意义上的一批高层住宅。“解放后北京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四合院形式民居的容积率已经不可能解决那么多人起码的居住。”赵景昭同样有着对四合院庭院生活的美好记忆，她说她从小在北京长大，作为居住者几乎体验过北京60年来所有的住宅形态:四合院、单元房、公寓楼，但她说，“居住需求与城市人口的冲突其实是最根本的冲突。北京二环以内旧城区62平方公里，即便按照1949年规划中最理想状态容纳100万人口，也要盖到5层楼”。而后来的现实是:人口远远不止100万，住宅楼的高度也远远不是“5层”可以满足的了——它显然还不只是北京一个城市的难题。

我们拥有13亿人口的市场，看上去它大得足以改变现代商业世界的运转规则，可在住房这一6年前仍然由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的物质消费领域，“马尔萨斯的担忧”却在无比艰难地考验着政府和建筑师们的决策。赵景昭说，解放前，北京居民住房大多是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四合院平房，统共的面积1350万平方米，它甚至比不上如今一年一个大的地产项目的面积，“抛开其他因素，可见我们在居住问题上的欠债有多大”。

也有努力试图恢复居住传统和老北京原来民居样貌的个案。作为危房改造样本的“菊儿胡同”是建筑师吴良镛先生的作品。这条在明朝就有的胡同最先叫“局儿胡同”，乾隆年间音同字不同地成了“桔儿胡同”，现在被修葺一新，基本遵循旧貌。赵景昭和北京建筑设计标准化办公室主任林晨都认为，其实它也只是在形式上恢复了“庭院青砖灰瓦红檐”的传统，“因为拆迁、人口安置的压力，菊儿胡同的四合院最后被设计成二层小楼，样子虽然差不多，但一上楼就不一样了，在这家的二楼可以看见对家的院子，而原来我们四合院的居住精神首先是要求私密性的:居住不为视线所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