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沈宏非）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肺结核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疾病，“从隐喻的角度，肺病是一种灵魂病，癌症是一种身体病”。因“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 ”。

肺病的这种浪漫主义影响力在中国一直要持续到20世纪中叶，桑塔格的生父在中国死于肺结核的10年之前，《小说月报》刊登了博客风格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女主角就是一位患肺病的文学小资女青年。在这位猛女的病中独白里，肺病与爱情、革命、浪漫主义、失眠以及“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以妖精打架的姿态狂热地纠集在一张病榻之上:“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偏偏我的父亲，我的姊姊，我的朋友都如此盲目地爱惜我，我真不知他们爱惜我的什么;爱我的骄纵，爱我的脾气，爱我的肺病吗？”

在这种语境里，针对肺结核的“医嘱”就不得不变成了一种反灵魂、反浪漫主义并且极其没气质的隐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我不能，我偏不能─—对“医嘱”的反抗同时又隐喻着对高级精神境界的追求。一旦抵达修辞的彼岸，无非就都是观点角度问题了，比如在同期的政治隐喻里，莎菲女士所患的其实就属于典型的“左派幼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