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鸿谷）

哲学家杜威说，“思维开始于兴趣或关切”。科学研究或太空探索，其根本动力，最超然的解释莫过于此。美国总统肯尼迪亦以此为理由说服质疑阿波罗计划的知识界人士，“有人说，干吗非要登上月球？⋯⋯他们也可以问，干吗要攀登世界最高峰？35年前干吗要飞越大西洋？对，因为有那么个空间⋯⋯有月亮和行星，因为那儿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的希望”。当真如此？当最科学的太空探索，需要最多的政府财政投入时，“好奇心”的动机解释，只适应宣传之用。即使亲近肯尼迪家族的传记作家，描述肯尼迪以及他决定的阿波罗计划的理由，也会引用那个用滥的评语——“天体政治问题”。

1957年年底，美国政府已经向全世界放出风，要发射自己的卫星上天——“那庞大的火箭晃了几晃，笨重地从发射台缓缓升起，一英尺、两英尺、三英尺。这时，离发射时间已有两秒钟，它似乎固定不动，停在空中了⋯⋯起火！爆炸！整个装置只有一部分还是完整的:那个像椰子大小的卫星滚落在一边，正按照规定的108兆周的频率不断地发出信号。”这场丢脸的事故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在联合国的苏联人满脸笑容地建议美国人申请苏联向落后国家提供的技术援助。自此，苏美两国最昂贵的太空竞赛不可避免。

太空的竞赛故事，到了1993年，终于改变方向，政治与军事对抗让位于追逐科技与经济利益。这一年，美国联合俄罗斯、欧空局和日本着手建设“阿尔法”国际空间站，也从这个时候起，中国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神舟计划的动机，直到“神六”安然返回地面，看起来仍然是被讨论的话题之一。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中科院院士王希季的解释是，“第一方面是偏重于精神方面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中国航天员能遨游太空。第二方面是我们国家也要考虑载人航天的两大目的，开发利用空间物质、能源资源和扩大人类生存空间。”《人民日报》在“神六”成功返回后发表的社论称，“中国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完全出于和平目的，也是对人类科学与和平事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