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后来对身边的彭新琪说：“我小的时候很倔强，很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后来丧失了，直到老年又开始倔强了。”

我知道我有相当深的惰性，所以我努力跟我自己战斗，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内心真正痛苦的，是受过近现代启蒙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基本的民主、自由、法制的观念，让他们违心地表态是非常痛苦的。”

我觉得作为作家，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一直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仍然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我常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我又会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

《大欢乐的日子》、《倾吐不尽的感情》、《团圆》（即后来被改编成的《英雄儿女》），

清晨）只见巴金正手捧着俄语读本，坐在屋后廊台上，像学生念书般地朗读着。他是照例早我们一小时起床，5点到7点开饭前进行学习的。我感到他年事已高，睡眠不足会有碍健康，便劝他应当多睡一会儿，不料巴金却手不离书地回答:‘不行啊，今年我已50岁，如不抓紧读就没有时间了。’”

两次被巴金称为影响了后半生的入朝经历，后来也确实让这个久居书斋的读书人兴奋不已。

1952年1月7日，丁玲致巴金的书信中明确提到，“你过去的作品，虽说在思想上还有所不够，但却是有热情的和感人的，我以为你如果能获得些新生活，对群众的感情有些新体会，那是可以写出新鲜的作品来的，这是我们今天人民和国家所需要的。因此我极希望你能抽出一段时间来，如果不能去朝鲜，则去工厂也可”。

知识界里的带头羊是郭沫若，他自我批判时候说，他们那一代人接受过世界上各种思潮的影响，像一个旅游各地的旅客，手提箱上贴满了各地标签。”那时刚刚从事写作不久的邵燕祥说，“他们好像比我们更需要思想改造。”

的作品，叫我们革命，起过好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既不要领导，又不要群众，是空想的，跟他过去的作品去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就是正在要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