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梦

在距离纽约170公里外的小镇伍德斯托克，上世纪60年代末，曾经居住过三位大艺术家：摇滚明星鲍勃·迪伦（Bob Dylan），因《波特诺伊的怨诉》出版而被斥为反犹主义帮凶的知名作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以及画家菲利普·加斯顿（Philip Guston）。

三人都从纽约来，来到小镇的原因也近似：厌倦了争名逐利的美国主流艺术圈。

加斯顿离开自己曾居住多年的纽约时，城中知名的詹尼斯画廊（Sidney Janis Gallery）正在捧红一群以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为先锋的波普艺术家，就像这家画廊在50年代曾极力捧红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和加斯顿等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画家一样。

“父亲对于当时纽约的主流创作风格感到绝望。艺术不再是关乎生命的挣扎，而成为了一种行销的手法。”加斯顿的女儿穆萨（Musa Mayer）告诉我。2018年7月，一场名为“画家之形”的展览在豪瑟沃斯香港画廊开幕，展出加斯顿于1950至1979年创作的近50幅作品，穆萨是这场展览的策展人。

成年后的穆萨与父亲的关系谈不上十分亲近。穆萨看不惯父亲对母亲的冷落，而晚年的加斯顿将女儿的偶然到访，也当成是对自己创作的干扰。但当父亲去世后，穆萨与母亲一起整理他的作品和信件时，渐渐开始了解父亲，这位前半生名利兼具的画家，如何面对后半生被质疑、冷落甚至攻讦的窘境？

“他同时属于那个圈子，又不属于那个圈子。”在穆萨为父亲写作的传记《深夜画室》（Night Studio）中，她这样写道。

穆萨所谓的“那个圈子”，指的是50年代的纽约艺术圈。“二战”之后，既有的艺术风格与流派被打散，画家们怀着对于未来既憧憬又迷茫忐忑的心情，开始探索全新的样态，而抽象表现主义正是首个于战后美国成型并蓬勃的艺术风格。以“滴画”而成名的波洛克，以纷乱线条和大胆用色描画女人身体的德库宁，还有热衷以巨大的、平铺的色块表达情绪与心境的罗斯科（Mark Rothko），都是这一流派的活跃成员。

尽管如今加斯顿通常被视作抽象表现主义群体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他却并不是这一流派的开创者。当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波洛克和德库宁等人在纽约的雪松酒馆或是艺术家俱乐部中探讨抽象绘画的魅力时，加斯顿仍在美国中部的爱荷华大学驻校，画着那些人物肖像与风景，笔触间依稀可见法国巴比松画派柯罗作品的味道。

沉浸在具象绘画创作中的加斯顿，当时已然凭借他为政府公共事业振兴署创作的大量壁画而成名。那些写实的、颂扬和平反对战争的大型壁画，为他获得越来越多的肯定，却也愈发加剧了他对于创作的疑虑甚至不安。在相继完成了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建筑外墙壁画、1940年纽约皇后桥政府楼的壁画以及华盛顿特区社会安全署的建筑壁画之后，加斯顿辞去了联邦艺术计划的工作。那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浓郁的作品，帮助他和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却远不是他的志趣所在。

“我完全厌倦了壁画创作、市政府的艺术委托案还有那些官员。”加斯顿曾这样写道，“我希望能够以个人的想象独立创作。”

1941年，《军事记忆》创作完成，这是画家自认为“第一件成熟的作品”。倾斜的布局、二维平面的构图以及拼贴的技法，让人想到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以及基里柯式的神秘与忧郁。他开始不满于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优雅与端庄（那曾是他青年时代的灵感之源），开始尝试在具象的世界中寻找一些不寻常理的表达。

加斯顿以相当决绝的姿态，从具象走入抽象的世界中，并在50年代重回纽约艺术圈后，并未花费太多力气，便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德库宁和波洛克等人推崇的抽象表现主义语境中。他和纽约画派的一帮艺术家一起进入城中知名的詹尼斯画廊的代理名单。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