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重庆 张值）

近日接到重庆某媒体的邀请，要为“寻找重庆文化新坐标”写点文章。可细想下来却颇感为难。“文化”而且“坐标”，意味着对象物不仅对民众具有显著的“非物质化”的意识形态影响，而且还必须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比如长江、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生命水系所象征的“母亲”形象，抑或是龙作为炎黄子孙的祖先崇拜寄托。重庆呢？取传说中巴族“虎”图腾？还是刚刚建好的说是具有族群源流意义的“湖广会馆”？还是庆祝抗战胜利的解放碑？或是装修气味催人泪雨滂沱的三峡博物馆？它们或者失之缺乏传承，或者失之文化无根，都难堪“文化新坐标”的价值和意义。

不如探寻文化的深层结构更恰当有益。数年前主持“重庆本土文化结构”讨论时，我曾把朝天门作为重庆文化的“原结构”。作为一个水陆码头，其功能是货物流转——从上游来的货物，通过这里转运四面八方，本身不留存任何东西。而这恰好是重庆民众意识形态的一个绝佳“隐喻”——开埠以来，重庆从来不缺乏吞吐新鲜观念的能力和时机，举凡来的，且不管它是怎么样来的，一律来者不拒;但须臾之间，就在更新的信息的冲击下涤荡干净，一丝也不会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