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关欣（女，63岁，化名）

主笔/徐菁菁

2013年得病以后，我有两次自杀未遂。一次是在医院，六楼，窗户封死了，开不开，我就下来了。还有一次是晚上在家，我站上窗台，窗子已经推开了。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去看心理科，大夫给我过一个电话号码，告诉我如果想要自杀，这个电话可以立刻给我疏解。我心想：是不是有人能帮我一下？我拨了这个电话，没想到没人接——只有白天才有人值班。尽管如此，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不能死。

抑郁症是跟着一场疾病一块儿降临到我身上的。那会儿我已经快60岁了。退休以后，我每个礼拜都跟着一个俱乐部去爬山。一直以来我的身体都特别好，每次出去都是走在队伍前头。2013年8月，我突然觉得身体特别疲倦，爬一次山一个礼拜都歇不过来。刚意识到身体出了问题，我就开始焦虑：着急出汗，心慌。10月，我被确诊膜性肾病加肾病综合征。看到诊断书，我的世界好像一下子就垮了。

当时为了确诊，我跑了七家医院，在焦虑得稀里糊涂、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情况下，还在凌晨4点坐出租车去挂号，我就是想证明，我没这病，是医院看错了。对于别人来说，肾病可能就是一场疾病，但对我来说非同小可。我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我父亲特别严厉，他寡言少语，不善表达感情，宣泄情绪的方式就是打我。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性格中有非常极端的两面：一是一辈子都特别内向。我以前在出版社工作，用计算机编素材，也不需要和人有太多的交流。我在单位就是埋头干活，我和好多人十几年都没说过话。退休后，我也没什么朋友，爬山是我特别重要的生活方式。二是极度追求完美，生怕犯错，包括健康在内，我不允许自己出一点问题。而肾病这件事让我突然觉得，过去几十年里，我按部就班构建起来的生活再也无以为继了。

肾病确诊后我已经进入了特别抑郁的状态。现在想起来，我其实一开始就有自救的意识。因为崔永元，也因为我看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我知道抑郁症。当时我跑了北京的三家医院诊断，心里也是有一个小期望，希望我是焦虑症，那总比抑郁强，可所有医院的诊断都一样。我也找心理咨询师咨询，专门找最贵的，一个小时800块钱。可是我心里有预设，对咨询师怀有深刻的不信任感，我觉得咨询师的指导没有具体到我应该怎么做，我自己是什么样，我比他更清楚。

我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可我身边人不理解。我向我妹妹说起这件事，她说我就是瞎想。我姨是学医学的，我给她打电话，想问问她抑郁症药物会不会对肾不好。没想到，她在电话里连续数落了我足足两个小时，结论是我自己太作。别说普通人不能理解，医生也不理解。有一回我去看胃病，大夫给我开了一堆药，和我说了一遍怎么吃。我告诉大夫，我有抑郁症，根本记不住，能不能再说一遍？大夫马上甩了脸色：那你先治抑郁症去，这都记不住！我当时就在诊室里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