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不正苗不红

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分析学派的窘迫境地多少能令这种不痛快舒缓一些。截至去年为止，美国心理分析协会只拥有区区3500名成员，每年收治的病人不过5000人。二战结束后的50年来，脑电波分析、基因检测技术和生物化学中的每一项进步都在宣布弗洛伊德的种种假说缺乏根据，甚至完全谬误，全美1400万抑郁症患者中的80%则完全抛开了各种心理治疗，只乞灵于百忧解和各类复合胺类药物。而60年代勃兴的女权主义将弗洛伊德视为“政治不正确”的头号公敌。“女性即不完整的男性，这一论断从意识到实践中都是错误的。”传记作家彼得·盖依说，“相对于弗洛伊德的大言不惭，去年因发表女性先天差异而不适合科研工作的哈佛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完全是位正人君子。”而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格洛丽娅·斯泰纳姆则更为直白:“把妇女送到精神分析学家手中，宛如犹太人遇到纳粹。”

不仅如此，学术界的“反弗洛伊德阵营”也把矛头指向了弗洛伊德本人研究的科学规范性。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弗里德里克·克鲁兹在1993年11月18日的《纽约书评》上发表论文《不为人知的弗洛伊德》，证明精神分析法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自说自话、大胆臆测和因果倒置”的基础上。他甚至搬出弗洛伊德致威尔海姆·佛利斯的未公开信笺证明，早在治疗安娜这一知名病例前后，弗洛伊德已经采取诱导13名女性患者说出半虚构、半拼凑的早年性侵犯和压抑经历，来为自己关于癔病人格起源的论断作证。“无疑，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大多来源于他一个人的狭隘经历。”作为证据，克鲁兹翻出了一个在他的著作《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提到的著名病例:一位始终不能在维吉尔诗篇中背诵拉丁文单词“aliquis”（意为某人）的青年男子，被施以自由联想疗法，通过一连串词语的联结，讲出了“液体”(liquid)，然后是“血”(blood)，最后终于找到了这种焦虑的根源:他唯恐一位与自己有染的青年女性怀孕。历史学家彼特斯·韦尔斯考证，这个青年可能就是弗洛伊德本人，而那位女性则是明娜·贝内斯，他太太玛莎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