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队长

在二里头遗址的二里头文化（1750BC~1530BC）遗存中，一共出土了十几件青铜容器，其中爵十三件，鼎一件，斝（jiǎ）一件，盉（hé）一件，都属二里头文化晚期。

《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许宏表示，就考古学的证据而言，二里头显然将“祀”放在“戎”之前。

“这么大一个政治实体，不可能没有很强大的军力，绝对的打压能力，但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青铜礼容器群比青铜兵器群要大得多。”

所以，他认为，二里头的青铜礼器，不仅是一种技术革新，更是一场对中国历史而言具有极大意义的政治实验。

“大约公元前2400年到1800年之间，中原及邻近地区各人类群团打了几百年，资源竞争越来越激烈，二里头应该是几百年逐鹿中原的一个说法和了断。一个国上之国起来了。人们为了争夺王权，一定要有政治实验。政治实验就得有作为权力象征的东西出来，爵和鼎的象征意义大概就是这样出来的。”

他引用黄仁宇的话说，“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个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的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天候－地理－人事，赈灾－治水－边防，构成了数千年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的主线。”

文/陈赛 封面图摄影/蔡小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