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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耘:中国哲学无法不直面梁漱溟的遗产

作者:刘周岩

2018-07-04·阅读时长1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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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第六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第七人是梁漱溟


三联生活周刊:梁漱溟凭一篇《究元决疑论》,以中学学历被蔡元培聘任为北大教师的故事为人津津乐道,人们常以此说明蔡元培之“开明”或梁漱溟之“天赋异禀”。梁漱溟早年表现出的“天赋”究竟在何处?从教育背景看,梁漱溟所受无论中学、西学训练均不系统,他的学问与洞见又从何而来?

丁耘:此事无甚稀奇。梁漱溟其实颇符合蔡元培的要求。蔡氏“开明”固不假,“精明”更是真。彼初掌北大,既不欲依靠旧学统绪中出来的教员,又不能废中学而不讲。而胡适之这位以西方哲学为范本整理中国思想的、有“系统西学训练”的大人物尚未归国,则蔡氏只能在本国寻觅能用新眼光讲中学的人。印度哲学专才,就是今天也仍奇缺。从佛学背景入手寻找,也是聊胜于无。本来梁漱溟和他的印度哲学,对于蔡元培也就是聊备一格。他真正倚重的,将是胡适博士与西学。而梁漱溟在当时一些尸居余气、残留晚清气味的北大教员衬托下,绝对是自带西学光环的新派人物。

《究元决疑论》显示了这位24岁的作者既熟悉中文佛教典籍,又能读英文西学文献,能用西学道理谈论佛学,且分析颇深入精细。这在当时国内接受教育的年轻一代里,可以算中西学俱佳了。要知道当时大学毕业生都是凤毛麟角,遑论“海归”。梁漱溟是新学堂出身,从小习英文,“西学训练”可谓不错了。而“中学训练”成系统者,往往守旧,非蔡氏所欲延揽者也。梁漱溟本人在佛学修养方面的表现亦可谓早慧。《究元决疑论》是探讨佛理的作品。具体分为《佛学如宝论》(即“究元”)、《佛学方便论》(即“决疑”)两文。佛学文章不比其他,要写得如理又得体,其实甚难。首先佛学不是学佛,盖出于学术而非宗教,否则难以说服尚无正信者。其次佛学也不是一般哲学或科学,又要有一些亲身修习,否则或成史学考证,或成概念戏论。民初时好谈佛学的名流不少,但往往不是谈成考据如梁启超,就是搞成玄理如章太炎。梁漱溟晚年坦率地说,这两位研究过佛学的前辈,其实并不真懂佛。至于胡适,于佛学可谓始终隔膜;并玄理及考据亦实非其所长,尚差章、梁一头地在。像《究》文那样既深细又纯正,且能同西学相互参照的佛学文章,其实罕见。蔡元培本人前清翰林出身,又尝负笈泰西研究哲学,可谓于中西学均有“系统训练”了,其能提携梁氏,岂偶然哉?

梁漱溟自幼即善自学。唯善自学者,能抉择、能裁断,能增学力,能有主见。仰他人鼻息,一心欲预西学之流者,学问或者有之,洞见则不易得,盖人云亦云、不敢专主也。胡适训练似较陈寅恪正规,成就难望其项背者,盖因陈氏之见地,绝非欧美大学可教也。“学识”高于“学问”。而前者不如后者可传可受也。无论多正规的“学术训练”,都无法培养出见识、思力、愿力。梁漱溟以及一切深造而自得的传统思想者,除自主阅读外,皆得力于观察世情、反躬自省、身体力行、学思相长。“学术训练”固决不可缺;唯条件不足时,尚可自行弥补。而洞见、见识与思想,则非单纯“学术训练”可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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