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恺看来，梁漱溟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还强调过，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

艾恺的《最后一个儒家》（1979年英文版第一版）出版后，梁漱溟提出想见他。艾恺赶赴中国两个礼拜，和梁漱溟深入对话，完成了另一本著作《这个世界会好吗》，引起海内外学术界重视。时至今日，他的研究仍然是很多学者研究梁漱溟无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

在梁漱溟逝世30周年之际，6月底，艾恺来到中国，并专程到济南参加“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与当代乡村振兴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重要嘉宾发表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起源》的专题演讲。他的中文十分地道，尽管最初是在台湾留学，但口音是普通话，常常还有一些俏皮的用词。7月2日，艾恺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中西文化

三联生活周刊：您研究梁漱溟数十年。跳出研究对象本身，您觉得梁漱溟和他同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较，他在中学和西学问题上的哪些想法可以称得上有独创性？

艾恺：实在太多了。梁先生的方法跟他们都不一样。其他知识分子觉得“我们的精神比你们好，你们的物质方面比我们好，我们只好接受”。但是梁先生不认为“文化”分好的和坏的，他认为“文化”本身没有自己的价值，能解决问题才有价值。所以他是解决问题的思路，他的理论是独一无二的。

梁漱溟提出了人类演进的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西方的文化是强了，它可以解决人类最原始的东西，衣食住行。工业化很快就会解决这些问题。不过西方社会也随之出现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人跟人的关系。梁先生描述的西方社会跟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差不多，马克思在1844年有文章提到，人跟人的关系越来越淡漠，唯一的关系就是金钱和交易的关系。所以西方人虽然在物质方面这么成功，全世界都是学他们的这些办法，不过他们的生活，尤其是内心的生活越来越苦闷了。所以梁先生的意思是说，第一个阶段的问题，西方文化已经算是解决了。人类很快会进入解决第二个阶段的问题的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尤其是在人跟人的关系方面，儒家伦理会起一个类似宗教的作用，这样可以满足感情方面的要求。梁先生说的“很快”，也许是再过100年、200年，都说不定。不过，原则上可以说，事实会逼着人类走向这条路。第三个阶段就是生死的问题了。

梁漱溟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1921年，中国当时是青黄不接，一直都没有解决第一个阶段的问题。梁先生一方面觉得不得不立刻接受西方的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东西，另一方面，觉得放弃中国原来的文化简直不是时候，应该维持下去，再等一等就会变成世界文化。我认为这个说法多多少少是有道理的。

梁先生另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是他的乡村建设运动，他把讲学作为一个工具，通过群众运动来复兴中国，用文化来复兴儒家思想，这在当时也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思考。他的父亲梁济对他的影响很大。梁济为了中国固有的道德自杀了，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不会人云亦云。梁漱溟先生也是真正的独立思考。依我看，“表里如一”这一点只有他一个人还算是实行了，成功了。只有他在1953年还敢站出来说话。其他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是一件事，他们的思想是另外一件事。比如冯友兰，表面上是儒家，事实上一点都不是。事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