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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革命:计算公共卫生“GDP”

作者:刘周岩

2018-06-28·阅读时长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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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买达卡的一位肺结核患者。穆雷在20世纪80年代涉足公共卫生研究,他发现因为统计方法的缺陷和缺少媒体曝光度,肺结核被人们严重忽视,此病每年造成全球数百万人死亡


“第二重要的是什么?”

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提过一个问题:“如果在以下二者中选择:20世纪初的生活水准、现代的医疗和健康情况;或是20世纪初的医疗和健康情况、现代的生活水准,人们会如何选择?”

选择前者,意味着没有手机、互联网、国际航班;选择后者,则很有可能童年时就夭折,为天花、伤寒而担惊受怕,以及比今日少数十年的预期寿命。萨默斯发现,他收到的大多数反馈是宁愿选择前者。20世纪90年代提出这个问题时,萨默斯的职务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不仅发现公共卫生是世界经济中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如果人们不健康,一切的经济发展都没有意义。

2018年6月20日,联合国发布了《201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联合国2015年制定的全球发展目标,其中健康与公共卫生议题占了相当主要的比重。世界上究竟有哪些健康问题?我们应对得如何?该分配资源最有效地改善现状?如今的人们已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进行回答。在无数为此做出努力的人中,公共卫生科学家克里斯·穆雷(Christopher J. L. Murray)是绕不开的一位。但30年前他第一次思考这三个问题时,发现它们几乎是无从回答的。

1984年,在哈佛大学读大三的穆雷获选为“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这是有“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的一项声明卓著的奖项,他受助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国际卫生经济学博士。有经济学背景的他希望回答一些看似简单但根本的问题:不同国家的人的健康状况各不相同,但我们凭什么才可以说“瑞典比加拿大更健康”?经济学中“哪个国家更富有”的问题已经通过GDP(国内生产总值)等统计方法得以解决,健康领域的相应统计还无从谈起。

穆雷向本刊回忆,他初次进入这个领域后,为公共卫生系统的统计数字的错讹、混乱震惊不已,而这些数字是做出关系到数十亿人生命与健康的决策的基础。1985年,他凭借罗德学者的身份到访世界卫生组织(WHO)并与该组织的高级官员会谈,却发现他们无法应对自己这位22岁的年轻人对数据矛盾的追问。

以1980年全球儿童总死亡人数为例,联合国根据各国人口普查和政府报告的数据统计的结果为不到2000万。世卫组织内部的不同团队则从病因进行统计,如肺炎、疟疾分别导致的死亡。将1980年各项不同病因儿童死亡数加和,结果为3000万。二者之间相差极大,而这是如此基本的一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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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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