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杨帆 记者/驳静

我本身是浙江富阳人。富阳在杭州西南角，距离武林广场约30公里，从西溪到武林广场也有近20公里。它原是县级市，赶在2016年9月份的第11届G20峰会前，撤市设区，连带地，由G20带动的杭州房价上涨也波及富阳。我从北京举家搬迁至杭州，正好赶上了杭州这座城市的行政变化和房价的大波动。

2004年，我到北京读书，毕业后留在北京，并在这座城市娶妻生子，一住就是十多年，虽然没有户口，仍算在北京留得比较彻底。要不要回浙江是个“灵魂拷问”，遇到刺激才会发生。几年前儿子出生后，上学的问题摆到了眼前，问题似乎紧迫了起来。当时大家还都在大肆讨论“逃离北上广”，但我还真不是受此影响。在我拿到飞猪offer的时候，我刚刚买了房子住进去不到半年，逃离的星星之火即便从前有过，当时也恰好处于熄灭状态。

实在想不好，我就用笨办法。我跟我老婆二人，摊开一张纸，分为两列，两边各自罗列生活在北京、杭州的好处，其中收入算得特别详细，比如回杭州，表面上我的薪水的确涨了，但我跟我老婆原本的两份收入要变成一份，算下来生活压力并没有真正下降，更何况我们还背着每月1.8万元的住房贷款。

所以飞猪这个offer确定后，我犹豫了整整一个月。周围朋友都问，机会不错，趁机回杭州有什么不好吗？我自己也知道是这个道理，但算上上学，我在北京整整15年，占据我人生的一小半，要离开还真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