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争夺战：从“动钱”到“动人”

城市经济学家陆铭曾在不同场合询问年轻学生：你们喜不喜欢大城市？一般会有50%的人举手：我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大城市环境差、房价高、道路拥堵；再问：如果没有户籍等方面的制度限制，你们毕业之后会不会选择在这样的大城市就业？这时候，大约有90%的学生举手，会选择在这样的城市工作和生活。于是，有趣的问题产生了：50%的人不喜欢大城市，与此同时，90%的人会选择留在大城市。

个中原因也不难解释。陆铭随手拿起桌上一张餐巾纸画起来：一边是小城市，一边是一线或二线大城市。如果去往大城市的收入减成本大于留在小城市，那人就会流动到大城市。大城市的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所谓“城市病”，比如拥堵和污染；二是制度成本，包括户籍制度，以及附加在户籍上的公共服务。对于城市来说，要想吸引人来，就要提升三个目标——增长、宜居、和谐——经济要增长，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城市病要治理，以及放宽制度限制。三者相比，放松户籍制度是最简单直接的。

陆铭本人就成长在一个“移民家庭”：爷爷辈是宁波人，父母在上海长大，又去了安徽支援内地建设，而他的研究方向也逐渐集中到区域和城市经济学领域。他旗帜鲜明地强调自由移民的意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只是公平与否的问题，也是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的途径，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与人们普遍对“拉美化”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不同，陆铭认为中国陷入“欧洲化”是更大的潜在危险，或者确切地说，是“欧元区化”。“欧债危机暴露了欧元区统一货币和分割市场并存的深层次危机，而与欧洲相比，面积差不多大的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原本拥有统一的货币和共同市场，本应更好地发挥大国优势。而实际上，中国地区之间‘以邻为壑’的市场分割非常严重，生产要素的流动依然存在非常多的障碍。特别是由于当下的户籍制度，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定居的制度障碍，比欧盟国家间的障碍还大。”

那么，“人”这一要素，如何从负担变成了财富，甚至成为各大城市争夺的对象？陆铭认为，“抢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经济增长的动能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的将近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走过的道路，其实都是靠投资来驱动的。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10年，以4万亿支出计划为发端，全国各地都在投资开发区，搞基础建设。特别是在国家层面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时，没有选择将劳动力移向资本，陆铭称之为“动人”的政策，而采取了将资本移向劳动的政策，即“动钱”的政策，包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产业转移”等。这轮增长过后，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全国普遍出现产能过剩，不仅是在生产领域里面存在企业生产能力的过剩，公共基础设施上也出现显著过剩，开发区遍地开花，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或者几个产业园。城市政府普遍意识到，前一阶段靠投资和负债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了，于是都想通过人力资本来给经济找到下一波增长动力。

“抢人”的另一大背景，是“人”变得稀缺了。中国经济在维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大、社会总抚养比低为特征的人口红利已经步入漫长的衰减期。人口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研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20年间经济增长的1/4是由人口红利贡献的。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以2013年为拐点，我国16岁到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从逐年递增，转向逐年递减。再加上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全面二胎”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增长远远低于预期，这些都标志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衰减。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赵忠认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面对老龄化的压力非常大。最典型的东北，是人口流出比较大的区域，而且流出的大都是年轻人口，剩下的是老龄人口，一会带来社保压力，二会对经济增长和活跃程度造成负面影响。所以现在城市政府的人才争夺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改变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

尽管蔡昉给出“第一次人口红利”衰退已经不可避免到来的结论，但他仍乐观预测，“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巨大的开发潜力，这取决于三方面来源能否实现：一是养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给，二是教育资源的扩大，三是劳动参与率的扩大。陆铭指出，在资本和劳动两大生产要素积累速度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当前的制度制约戏剧性地提供了潜在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空间，这就要依靠“第二次人口红利”或者“制度红利”。陆铭告诉我，在这一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是大势所趋，全国各地都开始逐渐松动户籍，而这一轮集中体现在“新一线城市”户籍对大学生群体的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