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珊
2018-06-22·阅读时长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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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6日,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有记者,有警察,还有负责亲子鉴定的第三方。摄像机已经对好了位置;文书记录员将本子摊开在桌子上,摆弄着手上的笔;屋里其他人窃窃私语,偶尔偷瞥一下摄像机正对的朱晓娟,脸上难掩兴奋和好奇。主角朱晓娟却一言不发,脸上不起一丝波澜。
自打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改名后,朱晓娟还没来过这里。原本,重庆的主城区只有市中区小小的一块,1995年,重庆市区划调整将市中区更名为渝中区,渝中区公安分局由此得名。朱晓娟曾是局里的老常客。1992年6月,她的孩子被家里的保姆抱走,她和家人到解放碑派出所报了案,由市中区公安局立案。
朱晓娟原本的家就在市中区解放碑附近,距离公安局也就两公里的路程,一路过来要路过青年路、五一路,经停7个红绿灯。这些,都烂在了朱晓娟的心里。当年的民警们都记得,有一对夫妻,三天两头地跑到局里问案件进展怎么样,然后一脸失望地回去。20多年过去,看着公安局一个个陌生的面孔,朱晓娟都认不得了。她也变了模样,过了50岁之后,白头发藏也藏不住,一根根冒了出来。她比年轻时胖了一点,但仍能看出当年俊俏的模样,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和薄嘴唇。
她和丈夫程小平发了寻人启事、在媒体征集线索重金酬谢,天南海北地找,福建、四川、河南,这些人口拐卖猖獗的省份他们都去过。两人被骗被偷也被抢过。有一次,一封来自湖南的来信说前段时间邻居家收养了一个男孩,看着像他们的孩子。对方约他见面,并让他到了后将住址留在车站招贴栏处。程小平照做了,当晚,他被洗劫一空,一个人在外过了年。
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起伏中,朱晓娟却愈发趋于忍耐和平静——她已经习惯了接受命运给予的各种不好结果。即使是后来家里光景差了下来,她又和丈夫离了婚,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她也没有太去抱怨过命不好。所有与苦相关的滋味,她都咽了下来。
1995年对朱晓娟来说是个失而复得的年份,根据线索,她和丈夫在河南找到了丢失三年的孩子,当时,孩子已被改名为“盼盼”。第二年年初,两人在拿到亲子鉴定的结果后,接“盼盼”回了家。他们是坐汽车回来的。朱晓娟还记得,父亲提前两个小时到车站等外孙,看到孩子后落了泪,“你终于回来了!”朱晓娟还让盼盼表演了新疆舞,答谢亲朋好友的迎接。
众人哈哈作乐,看着盼盼跳舞的场景还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印刻在朱晓娟的脑海里。如今,他已经长成了27岁的大小伙子,个高、帅气、壮实,跟朱晓娟很亲昵,什么事都愿意跟她叨叨几句。每次跟人谈起这个“大儿子”,朱晓娟语气中的爱意和疼惜怎么都遮不住。她还特意保留了当年寻找的留下的资料,以提醒自己儿子“复得”的不易。寻人启事很多是登在各地农村报上的,因为有人告诉他们,“很多被拐卖的孩子都卖到农村去了,要往偏僻地找”;他们还印了一摞摞寻人启事,拜托各地的朋友张贴在火车站和码头。
所以,2018年年初,接到那个来自重庆当地媒体的电话时,朱晓娟有些懵。她刚跟小儿子遛弯回来。一年多前,盼盼和小儿子相继毕业,盼盼去了外地,小儿子则留在重庆工作。每天晚饭后,她和小儿子都会出去散散步,看着走在前面的小儿子,她觉得日子终于不催不赶,“巴适”(舒服)了不少。然而,这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毫不留情地将她与平静的生活再次撕裂开来。
电话那头,一个女生询问她20多年前是否丢了孩子。对方说最近跟了一个新闻,一个保姆二十几年前将主人家的孩子抱走,现在良心发现,想要还回来。朱晓娟觉得遇到了“骗子”。“我们20年前已经找到了小孩了,我养他二十几年了,你们找错人了。”她冲着电话,有点生气。对方并没有作罢,说要发个照片给她看看。“你看,这个照片好像你喽。”朱晓娟将照片放大,拿给小儿子看,都是圆脸、大眼睛、薄嘴唇,连神态都有些像。
2018年2月5日,在这次会面前一天,朱晓娟刚拿到重庆警方的两份“鉴定文书”,鉴定结果显示:刘金心与她“符合双亲遗传关系”;而这意味着,她与1995年失而复得的盼盼“亲权关系不成立”。往事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在朱晓娟的脑袋里一帧一帧滑过,并衍生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亲生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跟哪些人交往?有没有读大学?性格怎么样?他为什么现在过来找我?对于将要谋面的这个孩子,她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现在叫“刘金心”。可是,盼盼怎么办?盼盼又是谁的孩子?她想按下暂停键,大脑这台机器显然已经失控。
“来了!”“来了!”人群的惊呼促使朱晓娟抬了一下眼皮。她看到门开了,先是走进来一个警察。后面紧跟着那个让她满是疑问的孩子。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啊!他状态看起来太差了!眼神涣散,飘飘忽忽像是找不到停留的据点;脚杆瘦得跟甘蔗一样,脚上是一双旧得不能再旧的运动鞋,鞋边的纹路几近开裂。这样的身体包裹在一身灰黑色的衣服里,看起来更是没有生气。头发倒是与衣服很搭,从后脑勺看去,半个脑袋都是白色。很难想象这是一个27岁年轻人该有的模样。
“像!太像了!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周围人在安静的两人旁边发出一阵阵的感慨:一样圆圆的脸、大而圆的桃花眼,就连鼻子也是按照朱晓娟的模样长的。朱晓娟心沉了下,她努力扯了下嘴唇,挤出了一个微笑的动作。“你过来坐。”她挪了下身子。刘金心听话地走了过去。两人坐在人群中,再也没怎么说话,平静得像涟漪不起的湖面。
朱晓娟家里至今保留着儿子被抱走前几天拍的一张照片。那是邻居给照的,当时她正带着孩子在院子里玩,邻居拿着相机留下了这一瞬间。后来这张照片成了她寻找儿子最主要的凭据,“时间挨得近,其他的都是几个月时拍的,孩子长大都有变化的”。照片上的小孩穿着绿色短袖衬衣,白底浅绿的花裤,眼睛又圆又大,水灵灵的,两只招风大耳朵显得精气神十足。“我儿子长得可乖、可特别了。你看刘金心跟照片还是有些像的,但气质各方面都变化了,面目全非,完全是两个人。”朱晓娟将这些照片翻拍在手机里,翻来覆去地看。“如果是我来养,孩子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起码不会这么矮。”朱晓娟跟我说,盼盼身高一米八几,小儿子也有一米七三。朱晓娟设想了无数个“如果”,追到最初始的那个,则是,“如果孩子没有丢,生活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见面与刘金心想象中有些不一样。原本,他以为两人会抱头痛哭,但没想到两人只是笑一笑。刘金心告诉我,他后来回想过很多次会面的场景,最终得出结论,不说话,会心一笑,才是沉浸在骨子里的血缘关系该展现的。对于这个脑海中没有印象的女人,刘金心有着天然的亲昵感。他从小颠沛流离,几乎未尝过母爱的滋味。寻亲之前,他又刚生过一场大病,还抑郁了,生活已将他年轻的人生捶打到了谷底。
他想靠近朱晓娟。第一次视频时,亲子鉴定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他一开口就叫了声“妈”。“她会耐心地听我讲话,告诉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很多我不愿意跟别人讲的事情,我都会跟她说;但我跟养母就讲不来,我俩从来没谈过心,一对腔就会吵。”刘金心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种不容易觉察的自得,很显然,他对刚刚相认的朱晓娟是满意的。
抱孩子镇命
20多年过去,刘金心拍照所在的大院已经消失不见。那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有着高高的门槛,像极了四合院,是重庆警备区的家属院。他的父亲程小平是警备区的干部,原本在四川军区工作,有了刘金心后为了照顾方便,就调了过来。刘金心的家正对着警备区的大门。如今,警备区也搬到了别的区域,刘金心原来居住的土地上坐落着2000年以后建设的居民楼。唯一能勾连起旧时光的,是重庆消防总队的三层小楼,原本位于警备区老家属院后面。老楼年久失修,门口贴上了“禁止入内、否则后果自负”的告示。
26年前,程小平带着保姆何小平打这里路过,迈进了警备区的大门。何小平是他从离家不远的一家劳务市场请来的。程小平看了她的身份证,名字处写着“罗选菊”,18岁,四川忠县人。程小平看了下照片,当年印刷的老身份证,头部都黑黢黢的,不太清晰,与本人倒也有几分相似。
“你会带孩子吗?”他问了句。
对方回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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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天下天鹅一样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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