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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鬯:金庸之外,20世纪香港文学的另一重风景

作者:艾江涛

2018-06-14·阅读时长13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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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在香港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赵稀方与作家刘以鬯(右)合影


6月8日,作家刘以鬯在香港去世,享年100岁。这位被目为香港“本土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大师”,从1936年便开始发表作品,在香港出版多部小说集与数百万字的报刊连载小说,其中就有写于1962年的《酒徒》,这部曾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的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奠定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价值与地位。

在香港,与占据主流的武侠言情等通俗文学相比,纯文学向来处于边缘位置。刘以鬯对纯文学的坚守,某种程度上,是他以两套笔墨求得的结果:以娱人为目的的通俗作品和以娱己为目的的实验小说。

囿于上述文学格局,刘以鬯虽然重要,但声名显然无法与金庸、倪匡等作家相比。况且,刘以鬯姓名中的“鬯”字,对普通人来说十分生疏,作家柳苏便在《刘以鬯和香港文学》一文中开玩笑地说,如果你知道刘以鬯,你就可以多认识一个字了,“鬯字怎么读?畅。什么意思?一是古时的香酒,二是古时的祭器,三是古时的供酒官,四是郁金香草,五是和‘畅’字通,鬯茂、鬯遂就是畅茂、畅遂。”如此看来,这个与酒无法脱离关系的“鬯”字,与他日后名动一时的《酒徒》,倒有了某种冥冥之中的关联。

而更多人知道刘以鬯,是因了他的小说和王家卫电影间的关联。王家卫曾说,他在2000年拍摄的电影《花样年华》,灵感正来自于刘以鬯的长篇小说《对倒》。《对倒》有两个版本:1972年在《星岛晚报》连载的11万字长篇,1975年在《四季》杂志改写发表的3万字中篇。借助邮票(一正一负双连邮票)的“对倒”形式,写出都市人生的某种隔膜。小说的男女主人公,从上海到香港的淳于白和香港土生土长的阿杏,漂浮于各自的意识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擦肩而过却永不相交。这些片段后来被王家卫发展为上世纪60年代香港背景下,周慕云与苏丽珍的爱情故事。

不唯雅俗,百余年来的香港纯文学在殖民话语、国族叙述、本土意识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时代事件中,也发展出有别于大陆、台湾的独特面目。像刘以鬯这样的南来作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香港文学产生哪些影响?香港本土意识在文学中有哪些折射?在都市发现的层面上,接续上海故事的香港文学又提供了哪些不同的言说版本?带着这些问题,本刊专访了著有《小说香港》,对香港文学有深入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

“通俗文学占据主流,严肃文学处于边缘”

三联生活周刊:谈起刘以鬯,人们往往会将他和金庸作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代表而并列。只是,两人声名的悬殊,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香港特有的文学格局:通俗文学占据主流,严肃文学处于边缘。从历史的角度看,香港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文学格局?

赵稀方:刘以鬯去世,媒体反应很快,已经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有关刘以鬯的文章。可惜的是,内地对于刘以鬯了解有限,谈刘以鬯的时候,不是借助王家卫,就是提金庸。有文章说,刘以鬯在内地不太有名,“但在香港,他是可以和金庸并举的人物”。这个很讽刺,刘以鬯终身坚守纯文学,没想到最后还要借助武侠小说家而为人所知,这是香港纯文学的悲哀。

刘以鬯的代表作《酒徒》(1962)所反省的,正是香港纯文学的尴尬处境。“酒徒”在给他人的信中说:“香港的文化空气,越来越稀薄了,书店里只有武侠小说、黄色小说、四毫小说、彩色封面而别字连篇的冒牌文艺小说……这些都是商品;而书店老板皆以赚钱为目的。他们需要的只是商品,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酒徒”像作者的夫子自道,他是一个职业作家,14岁就开始从事严肃文学创作,有着较高的中外文学素养,他编过纯文艺副刊,办过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版“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来到香港后,为生活所逼,他不得不放弃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开始为报刊写武打色情小说。他无法不受自己良知的指责,但不如此又无以为生,他只好沉溺于酒中,用酒精来麻醉自己。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多反映理性社会中人的精神分裂,《酒徒》所反映的却主要是商业性对于文化的侵蚀,金钱对于人性的扭曲,并发展出了一套现代主义的叙事模式。

香港的文学格局与众不同,这里通俗文学占据主流,严肃文学处于边缘。香港严肃文学,即便如刘以鬯、西西这样的名家也乏人问津,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乃至于其他更加等而下之的文字,却拥有很多读者。

这样一种文学格局的产生,有其殖民政治、商业主义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重历史原因。一般来说,严肃文学意味着文化批判,它代表了一种启蒙精神,英国殖民当局对于严肃文学当然是排斥的。正是叶维廉所说:“殖民地的教育,在本质上,无法推行启蒙精神。”香港自一开始起就是一个自由港,功能主要是商埠,并无文化的位置。文学直接被置于市场之中,自生自灭,结果就是适者生存,具有市场价值的通俗文学充分发展,而严肃文学难有生存空间。那时港英政府长期以来所奉行教育制度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英文,二是精英教育,香港社会重商轻文,中文文化薄弱,不像内地那样有一个强大的中文精英阅读阶层。

这一状况,在1997年回归后有很大的好转。香港艺发局开始资助文学报刊和个人创作,中文教育上也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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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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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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