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怀颖

有夏之前

让我们权且做个历史假想，假若传说可信，大禹在接受禅让后面对臣工时，会讲些什么？甚或夏启代伯益，获得政权的时候，他会讲什么？按说他们应该会如同西周君主那样，讲讲历史经验教训，讲讲当前形势，也得讲讲发展蓝图。如果是禹、是启，他们会如何总结夏之前的历史，会怎样看夏王朝的“国际”政治形势？

今天的历史学家已经无法从文献中获得这样的就职演说和夏人对重大历史所作的总结了。要对夏之前的社会与政治格局进行概括，目前只能依据考古学家通过物质文化遗存粗疏勾勒。

若以公元前3000年为上限，在长江、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理舞台内观察夏代兴起之前的社会格局，就能够看出社会在整体加速度发展，夏的出现，也绝非偶然。

公元前3000年前后，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以种植粟、黍和水稻为基础的多品种作物种植经济的农业社会。在相对稳定的经济支持下，这个社会的人口在缓慢增长，城邑兴建逐渐开始在中原和海岱地区流行起来。缓慢但已经出现变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整体上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分化现象——有的遗址内出现了数百平方米大的超大型房屋；有的遗址内出现了能够拥有比别人更多随葬品的“首领”或者“长老”。但是整体上来看，这样的社会分化程度仍然有限。黄河中游地区，大规模筑城的浪潮还没有开始，村落的阶层分化，满足于房址与墓葬规模的大小，奢侈品的使用在黄河中游并不流行。但这个被考古学家称为“庙底沟文化”的文化共同体，也在努力向未知世界探索扩张。他们携带着自己对花瓣彩陶的审美，走西口，出关陇，向北远足到河套地区，向西扩展到渭河上游。

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似乎在这时领先一步，大型墓葬中以精美玉器、大量的猪下颌骨所代表的经济支配能力和丰富的酒器所体现出的粮食富足，显示出其社会经济的发达，导致了阶层分化的具象更加明显。

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村镇长老，或许想象不到同时期远在长江流域的“外省人”是怎样过日子的。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社会阶层的迅猛分化，已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展开。到公元前3000年前后，以良渚和石家河文化为代表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深厚的地区历史积淀，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获益人，他们在当时已经领先黄河流域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阶段。

良渚社会发达的基础，是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方地区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经济的特点表现为“饭稻羹鱼”，即以大规模种植水稻为主的稻作农业和以渔猎业为主的获取动物资源的生业活动。在良渚遗址群一处被焚毁的“粮仓”中，甚至发现了数十万斤的炭化稻谷。良渚社会最令人惊叹的是，以水坝、城市和大型宫殿建筑为代表的大型工程，这些工程反映了良渚社会的控制调动能力。良渚社会有着分工精细、技术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在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的支持下，良渚社会拥有精美漆器、玉石器的生产，但这些手工业的生产、原料的来源与产品的分配、流通，全部为贵族所垄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良渚社会的高度分层化结构。良渚社会玉器纹样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神人面图像几乎是良渚文化社会玉器纹样的共有母题，反映出良渚社会具有高度一致的宗教信仰，折射出存在一个权力中心。从环太湖区域的同时期遗址分布来看，良渚文化具有覆盖整个社会的控制网络，应该是成熟稳定的区域性国家文明形态——这种区域性政体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阶段。

同样现象也见于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早期。最新考古发现证明，从相当于良渚晚期阶段开始，长江中游地区的江汉平原、澧阳平原分别存在着一个以石家河城址、城头山城址为代表的城址群，展现出与良渚社会近似的文明演进的模式。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共同特征是建立在自然环境较好的基础上，社会分层化的程度高，社会生活发展起了一套复杂的等级表征系统，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呈现出清晰的等级秩序，反映社群的分化，为了维护这种等级秩序，宗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的赵辉教授把这样的社会总结为中国文明起源的“南方模式”。

然而，到公元前2300年前后，辉煌灿烂的良渚社会、屈家岭－石家河社会在繁盛了1000年以后，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衰落。良渚古城在此时被废弃，原本繁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长江中游地区虽不如良渚社会那样断崖式的衰落，但城址数量较屈家岭时期明显开始减少。在长江中游到长江下游的广大区域内，社会的停滞和衰落如此同步，以至于无法用资源枯竭或者经济崩溃的理论去给予解释。有环境考古学家给出了长江流域社会倒退的原因，可能和气候变化造成降雨激增、洪水肆虐造成的人员迁徙有关系。

也就是在长江流域文明全面衰退的同时，中原和北方地区的社会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