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 1979 重返文坛之后

岁尾年初整理书斋的时候，除清理出文学长者和文坛友人的许多信函之外，还清理出一些始自历史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资料，有胡耀邦给我的复信，胡乔木的几封来信。

其中最牵动我中枢神经的，是历史新时期开元之时，因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问世后，引发出来的各种麻烦：有某省劳改局讨伐该小说的会议材料，还有来自天南地北支持该小说出炉的近千封读者来信，重温这些文字时，不仅让我感到当时的酸甜苦辣，它还拨动我心扉，让我在岁末年初，开始了文学的拾荒之旅。

我相信他自叙的真实。因为连我自己也不曾意料到一曲《大墙下的红玉兰》，在乍暖还寒的岁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记得，小说问世之时，正是我结束了二十年囚徒生活、回到京城的时刻——我于 1979 年 1 月 6 日乘夜车离开山西，1979 年小说在《收获》发表，如一石击水，掀起了惊涛骇浪。

让我最为惊愕的是，一篇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竟然连接着社会的中枢神经，在当年的夏天，我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的一千多封来信。信件中的绝大多数，是赞誉作品对生活的赤诚和作者的勇气的，但也有少数信件，是指责我“意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使我陷入了惊喜和心悸两种迥然不同的境地之中。

《收获》编辑部的编辑告诉我，他们刚刚复刊不久，刊登《大墙》的这期刊物，从开印时的万册左右，后来飙升到了几十万册，尽管如此还是脱销，因而需要不断加印，这是《收获》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刊物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人写信指责编辑部，给反党小说开放绿灯。一时之间，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记得，我曾和好友刘绍棠说过，我做好重回劳改队的精神准备。

若干年后，我把这个历史阶段心绪上的潮起潮落，几乎已然淡忘了，但是因为家里装修房子，在搬运文稿时把一份当年让我心惊的文件重新找了出来。文件记载：我曾经所在的某省劳改单位，于1980 年 1 月 26 日，在省劳改局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此会是专门为笔者这篇拙作召开的。

发黄的纸页上，留下了中国历史的拨乱反正时期，某些政法部门在当年的真实心态。他们上书中央有关部门，除在称谓上称我为“从犯”之外，还在这份材料上，留下如是的文字记录：“从犯所在的劳改农场，现有犯人七百多人，现在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不认罪了。”言外之意，是受了小说的影响（服刑的犯人，看不到小说，据说是从广播中听到小说广播的），开始反抗改造了。文件的后半部分，通过我这个案例，开始了对历史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政策的质疑：“这样的小说一登再登，反复发表。1979 年 2 月号《收获》杂志刊出后，《新华月报》第 6 期又予转载，《电影创作》第 6期，又改为电影剧本再次发表。”

这就是新时期之始，中国文学处境的一幅真实写照。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要说我的文学命运了，怕是真要回过头来再进大墙吃那“回头草”去了。不是吗？历经“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坛，虽然再也不是“八亿人民一浩然”的文化禁锢主义，但是要冲出过去的阴影，真是难而又难的事情。记得，1979 年的《文艺报》当时还是期刊，始自当年第 7 期开始讨论《大墙》，在同年的第 11 期与第 12 期，又拿出两期的大部分篇幅，让文学界和读者讨论该作。

之后，又给它戴上了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的头冠，我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算是恢复了正常的跳动。但无论怎么说，碍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上影虽然给电影剧本发了优秀剧本奖，但开拍却被当时的压力搅黄了。我是写小说的，留下历史文字就可以了，对电影流产并没有在心理上留下过多的阴霾，但是当时的上海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却为此感伤不已。

这是大墙文学的一段封尘往事，其中深藏着中国社会在转型期间的历史必然。一个饱尝了文化禁锢之灾的知识分子，写出《大墙下的红玉兰》是历史的必然。

即使是我没有写，受难部族中别的知识分子，出于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对历史的反思，也会写出这样的小说的。而当时有些政法机构，要封杀《大墙下的红玉兰》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当时“两个凡是”刚刚走下神坛，中国的历史新时期刚刚开始。因而，我对当年想封杀大墙文学的人并无恶感——恰恰与之相反，我通过那段五更天的日子，更懂得了黎明的可贵；还让我看到了中国还有许多历史沉疴，须要有良知的作家加以清理。

这就是一曲“大墙下的红玉兰”在中国历史变革转轨年代，引发出的文化事端。笔者在这里所叙说的，不仅是人文故事的沉浮，而是意在透视人文故事背后，深藏的中国历史经纬。

笔者认知，新中国成立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导火线，常常是文艺这个怪物：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引发了反胡风运动；戏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革”的序幕。笔者有幸赶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如若不然，我当真无法设想其后果，把我再一次掷进大墙，回炉再冶炼一回，也不是没有可能。不是吗？！

文 从维熙 摘自从维熙《我的黑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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