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昨天。”比尔·盖茨说，这句话始终留在他的心里，也促使他思考，在他的慈善事业里中国究竟能发挥怎样的角色。

疾病负担。”吴文达介绍。

催化式慈善”的要点之一，正是让捐助方自身的利益参与其中，以激发其主动性，而非单纯鼓励对方做“活雷锋”。提升国际话语权、积累创新经验，正是当下中国所迫切需要的。盖茨基金会、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三方合作共建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是此种互利理念的另一个实例。发展中国家承受了全球90%的传染病负担，但全球药物研发成本中，只有10%用于开发治疗那些主要影响发展中国家疾病的药物，所以盖茨基金会一直希望能够促进对相关的研究工作。“我们要成立研发中心，但这些药是没有商业市场的，所以大企业没有动力参与。我们就要和政府合作，但是发达国家政府同样动力不足，因为这个研发中心主要针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疾

发明很难出现在一个医疗资源相对丰富、消费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大家没有原因也缺乏动力去做这样的创新。”李一诺说。

。“欧美国家几十年前就已经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死因监测系统，可以很清楚知道每一个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掉的，但是这套系统成本太高了。中国也做不到对全国每个死者有详细的死因记录，但是通过抽样选点，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模型。”吴文达介绍。中国政府帮助筹建的非洲疾控中心目前正在与中国疾控中心讨论如何仿照建立这套更为实用的系统。 李一诺则举了一个具体的医疗器械“商环”的例子。安徽的商建忠先生在60岁时做了“无痛”包皮手术，结果却痛苦得两周没下床。身为木工与勘测设计师的他受刺激后自己设计研发出了一次性包皮环切器械，命名为“商环”。“商环”不仅确实减轻了手术的痛苦，而且价格低廉、微创、易于医疗人员操作。“这样的

不过并非仅仅因为专家是否在世这一现实原因，非洲才“不得不”借鉴中国经验。即使西方有足够的具备经验的人员和援助意愿，非洲想通过直接学习西方而获得“后发优势”，也并非易事。 “两年前我去非洲时曾经和几个国家的卫生部部长们见面，谈到中国经验和欧美经验的问题，他们都已经有判断。”吴文达说，“非洲的部长们说，欧美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模型非常先进，但他们永远达不到。如果说欧美模式就像一辆跑车，车很好，可是在泥巴路上开不了，不如中国的自行车更实用。” 吴文达举了一个死因监测系统的例子。死因监测在疾病控制中是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只有先知道人的死亡是因为什么、在哪里、有多少，才可能有针对性地改善卫生资源分配。

不过，并非完全没有经验可借鉴。“没有人解决过的问题”是针对全球层面的说法，而在部分地区，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目前90%的疟疾病例都发生在非洲，其余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基本解决了疟疾问题，这些国家的经验自然无比宝贵。 这诸多经验中，最特别的来自中国。1980年，中国的疟疾发病率高于卢旺达、塞内加尔、南非、冈比亚等非洲国家。到今天，中国已经基本消灭疟疾，2017年首次实现全年无本地感染病例报告，另外大约2600例均为外来病例，即在国外感染疟疾后入境中国。如果一切发展顺利，中国将有望在2020年宣布彻底消灭疟疾，而非洲国家的疟疾发病率相比于上世纪80年代却没有显著变化。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也成为国内科技领域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催化式慈善”原则

2013年，盖茨基金会出资4000万美元，帮助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乙脑疫苗产品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这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可以纳入国际组织采购清单的疫苗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