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险

1941年6月5日，发生了一起轰动上海的绑架案。当天早上8点40分，盐业银行代经理兼总稽核张伯驹离开位于法租界的住处，乘汽车前往银行办公。车行到蒲石路口，忽然蹿出三名匪徒拦下汽车，用手枪威逼司机下车，随即自己驾车将张伯驹劫走。两个小时之后，发现被抛弃的汽车，而这三名歹徒和张伯驹已不见踪影。当张伯驹再回到家时，竟是8个月以后了。

彼时的上海，绑架案并不鲜见。上海书店出版的一本名为《蛰存斋笔记》的民国史料笔记中，记述当年上海：“从顾虑方面谈上海，可算万险万恶……富户尤有劫夺绑架之危。”然而张伯驹被绑一事还是成为当时不小的新闻，第二天的《大公报》（香港版）和《申报》均对此做出报道。因为无论是被绑者还是绑架者的身份，均不一般。

张伯驹自然是“富户”，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银行之一盐业银行正是由其父张镇芳一手创办，张伯驹被安排在上海分行任职。时年44岁的张公子并不实际管理银行业务，仅是挂名，偶尔到银行查看而已。他将主要精力用于诗词唱和、书画鉴赏和京剧演出，如此名士风范让张伯驹在上海颇为出名，在当时就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更引人关注的是，张伯驹手中持有极为珍贵的“国宝”。从30岁开始收藏生涯后，财力雄厚又精于鉴赏的张伯驹购入了许多精品文物，其中尤以1938年由前清皇族溥儒手中购得的陆机《平复帖》最为出名。张伯驹在购得这幅作品之初就引起了文物界乃至国民政府、日本军方的关注。如此名声在外，张伯驹被绑架几乎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绑匪的来历亦不简单。包括张伯驹本人在1966年所写自述材料在内的档案都指出，这起绑架案背后有汪伪政府人员参与，至少包括驻上海伪军第13师师长丁锡山。绑架动机除敲诈勒索外，似乎也有盐业银行内部人员为排挤张伯驹而报复恫吓的因素。张伯驹的女婿楼宇栋曾在文章中回忆：“怪的是当我岳父堂叔慕契先生去大中华旅馆交钱给土匪代表时，警察局和租界的特务正陪着他们打牌。这是什么世界！”

在长达8个月的周旋中，张伯驹的妻子、年仅26岁的潘素顶住巨大压力，在坚持丈夫“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的前提下，与绑匪谈判，多方求援。匪徒最终妥协，收取40万元赎金将其放回。经过被劫事件，世态炎凉与夫妻情深均令张伯驹感慨万千。他当即立下遗嘱，倘若自己再身遭不测，所藏古代书画归潘素所有。身体与财力均元气大伤的张伯驹潘素夫妇认为上海已不宜久留，自此离开上海，此后的一生里除偶尔前往办事外再未久居上海。

在北京后海南沿26号的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张伯驹的外孙、张伯驹潘素基金会理事长楼开肇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谈到了这次绑架案。他认为这段外公一生中最惊险也流传最广的经历，是张伯驹前半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收藏而起的名声、与潘素之间的坚贞爱情、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都汇聚于此事之中。不过他也坦言，许多具体的细节还不甚清楚。“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我外公的传奇故事，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几段经历，越传越神，很多是没有根据的。”张伯驹年轻时就决心退出军政界，一生投入到艺术的事业中，这使得他虽然成长在一个巨变时代，又与各路军政要人有密切来往，却“逃脱”了主流史学界的视线，至今缺少公认权威的传记与年谱。仅张伯驹6月5日当天如何被绑走一事就有多种说法，如走到弄堂门口在邻居的目睹下被劫走、绑匪上车后让司机开至指定地点等，彼此矛盾，掺杂想象。央视“百家讲坛”节目《国宝传奇：张伯驹》的主讲人荣宏君为本刊找出了案发次日《大公报》的报道，才为当日情形提供了有根据的参考。

楼开肇、荣宏君，以及曾采访过包括潘素在内多位相关人士的原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凤霞，都在进行着各自的张伯驹传记写作计划，他们都认为，还原一个真实的张伯驹，是理解他的思想与经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