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金散尽”之后

张伯驹和潘素晚年从占地30亩、有100多间房子的海淀承泽园搬到了后海南沿的小院里。院子里种着紫藤、丁香，还有200多年树龄、从宫里移植出来的牡丹花。虽然依旧是个宁静雅致的环境，可跟他大半生住的豪宅相比，已经十分袖珍简陋。

这样的生活也没过多久。反右和“文革”相继到来，小院里挤进了其他几户人家，空地加盖了平房，成了大杂院。张伯驹夫妇被挤到了院子尽头的小房间里。

曾经在1972至1975年跟着潘素学习山水画的旅美画家韦佳向本刊回忆，小房间外面是一个客厅，里面是夫妻俩住的地方，只能放下一张床、存画的大木箱和一个长条案头，潘素先生平时就在这个案头上画画。张伯驹先生永远占据外面的客厅，大约只有五步长，放了一个沙发和两个书架。客厅左手边有一块宫里那样的石砖架起来的桌子，夏天很凉，他就在这上面写字、看书和下围棋。

在当时的中学生韦佳眼里，他们是学养深厚的爷爷奶奶。韦佳说，自己从小喜欢画画，四处拜师。父亲朋友的爸爸是琵琶名家李廷松，跟张伯驹认识，就是这样间接的关系，介绍了他跟着潘素学画。“我每周六学画，星期中间有时候也去一次。去了就直接进到里屋跟着潘先生，当时我画得很认真，两位先生挺喜欢我。记得张伯驹先生说，学山水要学宋元两代的，我当时临摹的主要也是马远、夏珪、黄公望、倪瓒这些大家，还临一些潘先生的小画。”韦佳说。

韦佳上课的时候，张伯驹沉浸在自己的精神生活中。韦佳记得：“周六总有人来跟他和诗，他们吟唱的声调跟我们读诗不一样，非常好听。如果周六没人来，或者是工作日我去的时候，就看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做批注。有时候也有棋手来跟他下棋或者自己打棋谱。潘先生指点我的作业，他就背着手乐呵呵地在后面听。他平时说话非常非常少，但总是笑。他说我那时的绘画功底比当时画院里两位老先生都好。”

看见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又好学的年轻人，张伯驹总是欢喜。他的外孙楼开肇说，放假如果住在外公家，每天早上外公都要写一首唐诗或者宋词给他，当天背下来，背不出来不许吃晚饭。对上门学习的学生，他也看重。韦佳跟着潘素学完画，还要被张伯驹领到外面的客厅，继续学诗词。韦佳说，张伯驹先生一般先给他开个书单，《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古文观止》《诗韵合璧》，还有他自己的《丛碧词》，读完也让孩子试着写一些短小的，然后他就给改。

张伯驹和潘素给韦佳上课不收学费，还带他去故宫赏画、春游，和朋友聚餐。“不是说你一眼看到他就是很有影响的人物那个样子，现在想来他是一个看清生活本质的人。他对诗词、京剧、书法、绘画投入全部的精力，其他的就不是很在意。”韦佳说。每年春天，张伯驹跟老朋友都约在大觉寺看玉兰、吟诗作赋，韦佳陪着去过一次。“公交车来了人都一拥而上，没有座位，也没人让座。他那个时候78还是79岁了，根本不在意，不争不抢不气，但是他理解周围都发生了什么，还能让自己舒服。大觉寺旁边就是鹫峰，杏花如海特别美，可下山对他来讲台阶太多就走不了了。他干脆就坐在土坡上，两只手往下滑，很享受这个绝招，非常兴奋。他的生活态度挺豁达的。” 

张伯驹出生在官宦人家，跟袁世凯有亲戚关系，父亲张镇芳在清末和北洋政府里担任过要职，创办了北方四银行之一的盐业银行。张伯驹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不仅因为家世显赫财力雄厚，还因为他嗜好艺文，精于旧体诗词，师从余叔岩学戏，对古琴和围棋也是行家。

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是，国宝级的西晋陆机《平复帖》、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等古代书画都曾经是他的收藏，1949年后分期分批地“化私为公”，成了国家的文化财富。

张伯驹和潘素对晚辈却从不回忆前半生风光的生活和后来的经历，对自己的外孙也不说这样的话题。

“文革”结束之后，张伯驹和潘素的家才变得热闹起来。楼开肇回忆，书画、诗词、戏曲名家沈裕君、孙墨佛、刘海粟、萧芳、吴祖光等都来做客，雅集和笔会频繁起来。从客人们的交谈里，他才逐渐知道了外公外婆从前的经历。

那张因为捐赠国宝而得的，由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名的褒奖状，在张伯驹去世十多年后，楼开肇才第一次见到。“那都到了1993、1994年了，我收拾东西找到一个小盒，打开一看，呦，还有这个东西呢。”楼开肇说。

褒奖状颁发于1956年7月，上面写着：“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