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贾平凹在《钟山》杂志上发表了《商州初录》，挑起了80年代文学中的“寻根热”。在我记忆中，“寻根”，似乎就是从贾平凹的“商州”引发的。我还记得李陀当年激动地逢人便说“商州”的模样。《商州初录》在1983年的文坛引发的震荡效应，使郑万隆回了他东北老家，回来后发表了“异乡异闻”系列。韩少功因此而看到了汨罗江，李杭育看到了葛川江，而贾平凹对于阿城，其实还有叙述方法的影响。在平凹的《商州初录》中，能读到历代古人，从《诗经》《水经注》直到晚明散文里用过的经典意境。他灵活应用了这些意境，改造为他自己的景致，使其更跃然纸上。比如——

人家门前屋后，绿树细而高长，向着头顶上的天空拥挤，那极白净的炊烟也被拉直成一条细线。

桃花开得夭夭的，房子便只能看出黑的瓦顶。

不仅这些迷人的意境，还有些动态写得非常之妙。比如他写山间农人的撅柴——

柴是出门就有，常常在门前坡上赤手就去扳那树杈树根，脚手四条用上去，将身子憋足了劲，缩成一个疙瘩团块，似乎随时要忽地弹射而去，样子使人看了十分野蛮而又百分的优美。

在1983年，叙述上这样借用古人，又超脱于古人的鲜活，对那时许多作家的影响，其意义，可能胜过“寻根”这个概念。阿城是明显被《商州初录》激活的，作为知青作家，他出手很晚，是因为那样的文字激不起他对记忆的兴趣。《商州初录》使他看到一种趣味表达的可能，1983年，他是带着《棋王》的初稿到西安找平凹切磋的，在他的小说里，就经常用类似“脚手四条”这样的词。结果是，《棋王》在1984年发表，效果超越了《商州初录》——因为《商州初录》毕竟缺少连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