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

一、欲渡寻舟楫：时代风口下的公众史学创作. 

二、琵琶声停欲语迟：专业史家的大众史学写作实践—以李开元《楚亡》、《秦崩》为例.

三、徒有羡鱼情？公众史学发展思路试探.

结语：两岸青山相对出——公众史学的广阔未来

历史学发展到今天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公众对于历史的迫切需求和时下的学术体系之间存在矛盾。关于公众史学的问题已被提上史学的议题，非专业人士当然也能写出优秀作品，但由于其缺乏专业训练和思辨精神，往往夸大历史事实造成历史知识传播的失真。因而面对时代呼唤和史学内部拓展实践领域、丰富学科体系内涵的多重诉求下，公众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应该得到广大史学专业者和史学后备队伍的注意，作为专业史学家李开元先生以其《秦崩》、《楚亡》2部作品给与了我们当代公众史学研究一个即为典型的案例。透过这2部作品的分析，能更好的汲取专业学人在参与公众史学实践中的经验以进史学成果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力在社会领域的扩大。

一、欲渡寻舟楫：时代风口下的公众史学创作

公众史学的概念从现代学术史意义上的提出应当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①]。概言之它的客观经济社会背景是美国当时史学门类毕业生就业难，所谓“1969年培养的博士是需要的近2倍[②]”，一方面正是因为就业市场的单一化和需求的有限促使公众史学作为一种“穷则思变”的新思潮兴起。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后现代主义思潮解构权威、赋予大众话语权的思想导向对于活越丰富历史创作主体的巨大影响[③]。

而公众史学真正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与讨论则要到2007年之后，总体来看从2007到今又可以2012为一转折点。在此之前论者较少多集中于介绍美国公众史学运动或公众史学与一般史学的联系[④]。2012年后以陈新、钱茂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集中讨论了公众史学的学科框架、本土型与实践、与口述史的关系等多个角度极大丰富了公众史学的学科内涵[⑤]。并通过出版专著和发布慕课的形式扩大了公众史学的影响力，为其跻身史学学科体系和完备自身架构初步奠定基础。现在学者们对于中国的公众史学的界定可归纳为：公共空间、多元来源、重视个体体验书写。这一新史学范式若与20世纪初史学革命时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相比较，则很近似于“民史”。

中国与美国的公众史学的兴起都有着相近的原因和社会、学科内部因素。首先公众史学的兴起正是对当下社会历史热的一个尝试解答。这一历史热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经历了古装历史剧、历史小说和以百家讲坛为代表的讲史模式，至今方兴未艾，可以下表试概括不同时段较为代表性的历史热典例。（见下页表一）。可以清晰地看到进入新世纪以来公众对于历史的需求和喜爱是有相当大的基础，这自然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和重视历史的传统有关。但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无论易中天、王立群、郦波、当年明月、雾满拦江还是孙皓晖、王晓磊、寒川子，甚至纪连海、袁腾飞等人都不是当下史学专业学术人员。其中中文经法背景出身的创作者似乎格外突出比例。

表解文化事件

如此问题自然值得我们反思，本应成为史学传播主力的史学研究工作者到哪里去了？除了本行业从业者参与度较低外，从2014年前后开始国内引进了大量国外优秀的历史学普及读物对国产普及读物产生了相当冲击，《西安晚报》就有过报道“根据统计本国原创历史作品所占比例从2006年的91.2%下降到了2015年的47.6%。[⑥]”只要对时下历史出版图书市场稍有了解，例如打开亚马逊网站不难发现畅销热门榜前10就有6部外国历史读物[⑦]。这样的冲击一方面反映了公众对于历史读物、历史知识的需求随着经济条件改善、精神追求提升而增加，这可以说是风口。但现行的学术体系以专业知识生产和小范围同行交流为主体的模式难以有效满足公众需求。正所谓“欲渡寻舟楫”，公众史学就是这样一种工具和新方法，或许能给与史学赋予新活力，使其能够“直挂云帆济苍海”。

在诸多历史科普作品里，之所以单独以李开元先生的2部作品为例，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本书写作之初衷，是作历史新型叙事的尝试。写作的宗旨是‘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⑧]”，显而易见先生是在探索史学的表述模式的新与思想境界之新。作为著名秦汉魏晋史学者田余庆先生的门徒弟子，并接受了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的严谨学术训练，作者的史学水平达到了较高层次能够驾驭纷繁复杂的史料，这样的创作者对于当下的中国公众史学是稀少可贵的，故而更具有典范性。具体说来这2部书《秦崩》、《楚亡》（均为简称，后文按例从）在叙事上特色鲜明，有丰富的文学张力而不失史学之真实严谨，有考证的细微奇妙而不失宏观大局的精妙研读，多有新见和反思。以实地考察与地图注释互为补充使得科普读物也具备坚实的科学基础，这正是其独特之处。

随着网络媒介的日益发达，人们接受的信息碎片化的形态越来越多，娱乐和文化消费的模式也更加多元化。微博、微信、知乎、论坛、贴吧都无处不有民间历史爱好者的踪影，他们有的自费组织沙龙和实地考察，编辑内部读物；有的积极讨论历史问题，各抒己见或有所创见；有的以网文模式撰写历史题材或历史传越小说，一时规模和参与人数都叹为观止。站在时代风口的公众史学，专业人士的知识思考如何能逾越出小门小窗而辐射影响更多历史爱好者和其他公众群体，就不得不寻找途径对策。

欲渡寻舟楫，人过江河无船则寸步难行，当找到了一叶舟不妨泛舟江渚一探奥妙。同样的道理公众史学也如迷宫寻路、渡河觅舟，就以具体的作品来深入接下来的讨论。

二、琵琶声停欲语迟：专业史家的大众史学写作实践—以李开元《楚亡》、《秦崩》为例

仔细审视中国古代的文史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的《诗》、《春秋》、《左传》到司马迁的鸿篇巨著《史记》。史传文学是早期文学形态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历史积淀了最为久远的思想资源。而李开元的《秦崩》《楚亡》这两部作品的问世也是有着一个曲折回环的历程：最初是呈现在网络媒介上，在一个名为“象牙塔”的网站；随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印行，至三联版已经是第三版了，由最初的《新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更名为《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⑨]。这两部作品的变化轨迹可谓是当代专业史家的大众史学写作的典范，颇为耐人寻味。

秦汉之间的历史是一段英雄辈出的史诗时代，历来为文学家、艺术家所瞩目，涌现出诸多作品如《鸿门宴》、《刺秦》等等。同样这一段时期也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 顾颉刚、田余庆、鹤间和幸、马非百等前辈学者耕耘不辍。近年来随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简牍文书的发现也为理解秦汉之际的变化提供了更加珍惜的材料。选择这一时期作为习作切入点，可以说是有十分精到的眼光，融合了大众兴趣与学术积累的层次。

在《秦崩》这部作品中开头第一章十分独特，是“战国时代的刘邦”。在今人的印象里刘邦起事、称帝、夺取天下都是在秦代覆亡后。刘邦与秦始皇、甚至与稍前的战国时代没有太大关系。但作者以史家犀利的眼光拨开历史迷雾，推证出秦始皇与刘邦实际是同一代人，年龄相差不过3岁。在这里作者的史识十分突出，参透同一代人的历史事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刘邦本人与那个时代。而正如著者所云“隔代的印象，是时代区分割裂人物，历史观念影响历史时间的结果[⑩]”，正是透过这一关键线索的破解刘邦的青年时代受战国游侠文化的影响就显得有因有果令人信服。历史获得了生动地诠释。

历史的发展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舞台上进行，《秦崩》的第一章同时展开了时间战国时代和空间沛县周边这两条线，清晰地展现了可能孕育刘邦等反秦力量的舞台的鲜明特征。这一特征从张耳、刘邦等人身上可以看到是一种重諾讲义气的任侠之风，这当与战国时代中原及其周边养士风气细细相关。

历史的经历丰富多彩但史籍记载却总是挂一漏万，关于刘邦的早年生活史书记载的并不很丰富，只是有这么一些片段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11]

这一段大致讲的就是刘邦做了小吏爱喝酒好色的小事，但作为读物如何把故事写的丰富有趣，吸引读者深入阅读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试看作者是如何谋篇布局的。在该书第二章《秦帝国的民间暗流》的第三节里是这样写这件事的：

“刘邦好酒好色，被称为酒色之徒。好就好色的人，往往是激情高涨，天性使然，成就与否就看你遭遇不遭遇，如何遭遇了。(…)刘邦单身赴任好结交朋友，泗水亭正当交通要道，刘邦是邮政站长，南来北往的公私交往，怎能不因刘邦的到来而不增加数倍？开酒店的人最怕横人闹事，没有刘亭长的关照保护谁敢撒野？王大妈武大妈不知年方多少，容貌如何，至少都是八面玲玲的人物，刘邦这类猪骨只怕是八乘大轿都请不来的财神爷，平日记账算个意思，到了年终送酒送菜唯恐不及，趁刘亭长兴头儿，将记在竹简上的账单折断最是心照不宣大家高兴的好事儿。[12]”

《史记》里寥寥数笔写了当年刘邦类似“流氓”欠账不还耍大爷的行径。但很多细节我们若不细想就会漏过。《史记》里从没有写送酒送菜、黑白两道、大娘们的心态等，但根据人情事理的逻辑可以推想得到，对于一方小吏的刘邦在乡间基层的势力必然不小才能交结四方豪杰。这一段文字颇为生动地把刘邦和店老板彼此的心计、性格分析出来，有助于我们读懂刘邦这个人的作为背后的心理根源。史书没有的细节有时需要通过对人心人性的精确把握加以适当的还原，例如刘邦吃人家的嘴软，作为地方小吏势必会给身边同僚、亲友推荐，而自己有了俸禄或公款又有时可以去消耗一番，这自然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

同样是这一节，又写了刘邦娶妻的由来。在《史记》里本已经有非常戏剧化的描写文字“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

这一段大致就讲刘邦本来钱不够坐在上席，身上几乎分文不带就敢狂言造次，引得“大惊”，若按照常理吕公似乎应当按萧何所云远离甚至驱逐扰乱宴席的刘邦，但一番“相人”后吕公居然起了嫁女之意，实在是大大出乎所有人意料。常人读史未免会困惑不解刘邦之托大放肆、吕公之奇特态度背后的奥妙所在，在作者看来大有来头。“以当时金钱论，劳动一天工资约不满十钱。一个亭长一月俸禄不过几百钱。吕公是县令贵宾，一月县令也就千钱上下”这样看来在沛县当时的经济环境下，一个县令都未必一时能拿出如此多的钱作为礼金，何况一介亭长，也正是因为职业地位较低与谎称的巨额礼金的巨大冲突才先使得吕公大惊，然后使他注意观察这位年轻人的特质才最终决定嫁女。

以今人的一般逻辑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莽汉小角色在众多比他地位高得多的人物面前狂言自己“贺钱万”，这等于不给其他所有领导面子，更何况还是虚张声势。前文引述的《史记》原文里反映的吕公态度的转变是可以看出有清晰轨迹，先是一惊起来去迎刘邦，然后细看刘邦长相心里多了几分净重；再观刘邦的临场反应依然自若，心里暗下决心嫁女。关于刘邦的长相史籍里曾有描述所谓“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但其实多半是后人联系谶纬之说附会夸大的说法。最关键的如作者的分析是刘邦潜在的政治能力和心理素质。

李开元先生是这样剖析这个另许多人困惑的案例：“政治宛若舞台，政治家尤其要作秀表演。空话虚语者需要大言不惭，明知是虚也要虚张声势，明知是虚也要让他人信以为真。从后来刘邦的政治生涯来看，他的政治作秀演技，堪称一流。[13]”这层分析较为令人信服从人的心理行为的动机层面解释比过去单纯从相貌上解释要更为合理贴切，作为曾经的政治人物吕公深知在当时潜在的民间势力的影响之大，能有一个有大能力志向的女婿自然是求之不得。所以在女儿反对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有讲究的，是长远之计。

以上两个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秦崩》的写作实践中，作者充分挖掘传统史料的信息量，并结合人情世故、一般行为逻辑等常识进行推测复原，为更好地还原一个真实的刘邦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和信息。以卓越的“史识”以描述历史，阐释历史，给人以历史的美感与震撼，这确实是公众史学写作中颇为值得借鉴的经验，姑且称之为“合理化的虚实相生”。

在《秦崩》这部书中另一类值得评析的现象可以说是颠覆旧说、大胆创见的例子。其中典型代表就是第三章《大厦将倾的前夜》内对赵高是否是宦官的分析，大体解释了隐宫的实际语义所指是刑满人员或其工作的地方[14]。作者的论证并非一味空想而是有学术的材料支撑，援引马非百的研究指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中的“隐宫”一词，是“隐官的讹写”[15]。又从《张家山汉简》的词例里更加清晰指出隐官的所指。另一面秦汉时代的宦人、宦籍也被澄清指的是宫内官职名，类似于皇帝身边的亲近侍从、官员。这样的观点论证有理有据，在当下的历史读物中较为难得能多方面利用最新研究成果，最大限度的还原甚至颠覆原有人们对于某些历史人物、事件的认识。

除了上所述关于赵高身份的新解外，在第五章《章邯的危局》里作者精心钩沉索隐，发现了周文戏水之战失败的历史奥秘——遭遇了精锐的秦帝国中尉军。  

从上图可以看到当时在刘邦、项羽分路攻秦之前，陈胜曾派遣周文这一部队西攻，并一度攻入函谷关直逼秦都咸阳，所谓“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锋芒正锐的周文所部为何却在九月戏水一战打败，曹阳再败，最终渑池战败身亡。从九月到十一月三个月间从战无不胜摧枯拉朽到接连败北，这其中的奥秘千年存有争议。

从地理形势上可以看到戏水是骊山东侧北流入渭的一条河，北边是渭河，南侧是骊山，西侧有灞水，灞水一过没多远就是秦都咸阳。则戏水的位置正是拱卫国都的东大门，所谓天然屏障。李开元通过对秦始皇兵马俑造像、列阵形态的考察和相关研究的梳理，结合秦代中央的军事制度，指出了最有可能在戏水击败周文所部的军队正是中尉军，他们从布防位置、人数规模、制度设计综合分析认为能出动的野战部队仅剩下了中尉军可谓切中肯綮。正是因为中尉军精锐的誓死一战才为秦帝国的覆亡拖延了时日。在“复活的军团”一节中作者深入感叹实地探寻兵马俑、鸿门霸上等历史遗迹有所启发，这从某一方面正可以用古人所云的“江山之助”来加以阐发。

在面对公众创作的过程中，如何应对本心体察诸多细节使之能脉络贯通、气韵不凡是每一位创作者都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要想使自己的作品打动人心，启迪心智首先需要打动自己，需要真实地反映自己的所思所想，“当我再一次站在雄伟的兵马俑军团前时，眼前是战车滚滚，刀光剑影，耳中是军鼓阵阵，战马长啸。庄周梦蝶，蝶梦庄周，在恍恍惚惚间物我交融，是文学和思想的幻影；考证史料而钩沉往事，搜寻遗物而逆转时空，在联想推理之间通贯古今，则是史学的明悟。[17]”在缜密地考证、事必躬亲的实地探访调查之后，作者的身心与神思得以与千百年前的古人古事相联系，这从人类学上可以看做是一种内部体验以获得情绪表达的方法。而从历史学本身特别是公众史学的创作规律来看，是一种值得继承发扬的伟大的实地走访、书本与实地相结合的治学态度。太史公司马迁在其自序里就谈到自己青年时期壮游祖国山河的经历，这些无疑对他的《史记》的创作产生了丰富影响：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於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18]”

既然公众史学讲求的更重视个体为核心的精神情感、社会民风、物质资料、文化变迁，那么去亲近民间，走近乡土，去效仿司马迁回归田野采集素材与灵感，捕捉史实与史识则不失为一种返璞归真。以读者的视角去阅读《秦崩》这部书可以发现书中有作者自己真实可感的踏勘走访、有一点疑惑开悟的欣喜感动，也许正是这些细节使得历史书写变得有温度，这难道不是做公众史学的后来者所值得借鉴的吗。

在《楚亡》这部书中更加炉火纯青的运用综合分析、合理想象的叙事技巧，最为代表性的就是在讲项羽之死的谜团。通过作者对史书的求索得到了最后捕杀项羽的五位汉军骑士都是原来的秦人秦军。于是经过历史的考证和细节的推测复原了秦汉之际原来秦军余部加入汉军东出对抗项羽的历史图景，而之所以太史公笔下的这一幕如此鲜活则是由于他听到了当事人杨喜的五代孙杨敞的口述。杨敞本人是司马迁的女婿，同时也是当时杀项羽功臣的后裔，祖上代代盛传其功勋，因而司马迁能够把自己从未见过的事写的栩栩如生，正是汲取了口述史的精华[19]。

这个发现确实石破天惊出人意料，但结合《史记》一些传记后太会公曰部分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在各地采访旧闻，十分喜欢听故事，纪录故事用来丰富其内容。但司马迁的取舍是有着严格的标准。在《楚亡》的创作中李开元另一大特色是大胆地采用了宋代苏轼和明人王世贞对楚汉之际历史的猜测复原来推进空白的弥合。并且提出了“3+N”的历史世界的理论，在“范增之死”的故事里范增临死前和卜师的对话史书完全付之阙如，查无其事。但作者却用王世贞《短长说》的拟古复原之说辞铺展成篇。从秦汉之际的历史的内在演进脉络看，范增为楚人多信巫术卜蓍当不假，而他后来受到项羽的猜忌不会是仅仅被刘邦离间这么简单。在这番推测复原中范增的同情楚国义帝的态度使得他最终与项氏家族分道扬镳，渐行渐远。这样的处理手法自然极富争议，但《史记》里陈平使用反间计就轻易离间项羽本身也有极大的戏剧性、传说性。因而这种新说本身在情理、逻辑、历史规律上具有合理性，自可备一说。

总言之，在《秦崩》、《楚亡》2部作品中较好地处理了有限史料与丰富事实的关系，能在不疑处有疑，提出自己的推想复原而又在文字表达上清晰直观告诉读者这是可能的结果之一，这样的态度和创新是值得公众史学借鉴的。

琵琶声停欲语迟，作为作者要以自己的作品谱出美妙的作品就需要踏实地细节史实的考订和缜密的资料整理搜集，惟其如此才能奏出佳曲，现下市面上读物之所以良莠不齐很多甚至本身包含错误的史观史实就是没有做到“欲语迟”这个标准。从这个层面反思公众史学的走向与实践，则这2部作品的基础坚实与立论之新值得借鉴。

三、徒有羡鱼情？公众史学发展思路试探

面对当下万众讲史，各种通俗科普读物层出不穷的现状，作为专业研究者的史学家应当起何种角色和作用是值得深刻反思。在古代就是有悠久的讲史传统.“唐代就有了俗讲，即我们通俗史学的前身[20]”。到了宋代市民文化发达，在勾栏瓦舍之内出现了许多说话人，“讲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品种。到了明代讲史小说和民间评书说话的艺术都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出现了以《三国演义》、《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等为代表的讲史力作，明末柳敬亭说书蔚为大观。到了清代又由此衍生出揭露官府当时黑暗的所谓“社会黑幕讽刺小说”和才子佳人幻想小说等类型。

回顾在我国民间草根讲史的内在脉络不难发现民众对于历史确实有着旺盛的需求，即便在不识字的古代近代许多人也听过看过了三国的戏剧、评书，收到了历史的熏陶，这侧面反映出民间讲史的影响力之大丝毫不弱于陈寿《三国志》的影响力。正视读者和市场的客观需求是公众史学发展的应有之义，传统史学被梁启超斥为“帝王将相的家谱”，民史无从呈现，历史的书写权和解释权都是由统治阶层里的一小撮人所把持的自然局限了所谓正史、官史的民间影响力。

时代发展日新月异，电子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日益发展更新迭代。当下在互联网、电视广播、移动设备手机等媒介载体上，人人都能发声都是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同时也是消费者。面临时代挑战，公众史学是退而结网还是徒有羡鱼情呢？坐观潭里的鱼为各种公众号、大V、网红明星所瓜分。因而公众史学的发展本身就要求广泛的参与群体和大量具体细微的实践。正如赵世瑜在“历史创造者丛书”的总序里所提到的“我们不能苛责当下的影视工作者，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们，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尽管不如人意；我们必须检视自身，为什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育只朝向培养历史学家？为什么少有用学术语言以外的语言传递最新的历史内容与思想的人才？当下社会文化素质的确提高了就要求我们史学工作者拿出无论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的精品，否则又怎能抱怨荧屏上对历史的戏说？[21]”。作为公众史学的学科发展来说，国内部分高校已经设置或准备设置相应的学科点进行招生实践，但正如赵世瑜所指出的时弊就在于叠床架屋的臃肿的架构和单一狭隘的思维视野使得缺乏史学大众化或曰公众史学创作的合格人才。历史学是有一套训练的方式技巧，但要让公众易于接受、乐于接受则不仅仅是史学功底的要求，还要求实践者具备文学的才情、传播学的敏锐眼光与时事洞察的心理能力，这些种种素养也需要通过不断地实践在作品中得到实践的检验。结合前文所述李开元的作品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优秀的公众史学作品除了扎实丰富的史学史料功底外，另一个关键点在于文学修养和叙事技巧的层次。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写刘邦聚众芒砀山的段落得到启示，作者在写刘邦在秦末率领服役之人啸聚山中时很自然的把井冈山工农红军的武装割据和刘邦的山林聚义类比起来。他是这样写道：“信步芒砀山间，揣度刘邦当年。丰西亭中犯法之后，沛县是不敢停留了。放眼周边，千里平疇，何处是藏身的去处？芒砀山山水相绕，地区偏僻，正是武装割据的好地方。[22]”在同理心的理解下，又写出了一番芒砀山优美的风光，所谓的山地跃然而起，古庙藏绿荫，王墓依池塘，与人美感与历史的重现感。文学与历史的巧妙融合是其书中的一大特色，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能千古流传，奉为经典也在于其广泛地搜集采纳了各种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艳遇并加以修饰改造。叙事的悠久传统在李开元的笔下得到了充分施展，正是这种高明的虚实结合，今古相映成趣的叙事技巧能够使得历史的解读更加圆润丰富，从而有效弥补了有限史料下对无限史实解读的可能性。

纵览全书，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从韩信生长于水边的成长史结合他一生善于利用水而作战点出家乡水土对人的重要影响；从史书和出土文献的只言片语里拼合出最后一代秦王的神秘面纱。值得注意的是李开元的作品的生命力得益于其事必躬亲的实地考察精神与不断反思追问的情感取向，关于这一点前文同氏在秦兵马俑遗迹附近的发古之幽情，仿佛窥见千军万马奔腾而来的独特生命体验灌注了其所写秦代最后的军团和戏水之战章节的恢弘气势[23]。

总结李开元公众史学的创作实践，我们不难发现有三大最为核心的部分。分别是文学化合理想象书写、实地考察成章、通俗语言转述史籍原文。第一点前面已经谈到了，这是其“打通文史哲，师法司马迁”的大胆尝试，正是因为历史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空缺，在尊重历史规律和基本史实的前提下，适当推理填补有助于推动史学研究特别是公众史学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第二点实地考察成章则是重视地理空间、实地探索求真知的具体表现。不断地回到历史曾经的现场去参与、去体验、去反思、去发现，这样的独一无二性往往能够给公众史学创作增加生命力。

至于最后一点则可以看作是一种行文文风和格式的折中，因为一般读者不大习惯大量的史料引用、注释等行文习惯。因此适当的用现代白话文转述概括、减少大量注释归并到文末参考文献有助于读者的阅读习惯。当然这一问题也存在部分争议，但似乎可以为我们进行公众史学创作提供一种启示：就是一定要多站在读者的角度上去思考。总而言之公众史学的发展其立足点、核心对象都是公众本身，为读者水平和阅读习惯着想并不是一味迁就其阅读嗜好，而是在尊重读者现有实际阅读能力和习惯方式的前提下进行创作。

正如李开元在后序中所说：“历史需要不断的再叙事。只有再叙事，才能重回历史现场。历史再叙事是基于新的发现和新的思考重新叙述历史，重新寻求关照当代的历史镜像。[24]”通观国际史学发展，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近年来也涌现了一批丰富的作品，其核心特点也正是以叙事技巧为核心，重新发现并诠释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争议很大的史景迁、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耶路撒冷三千年》、《阿拉伯的劳伦斯》等等。

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公众史学的实践和探索绝不能作壁上观，徒有羡鱼情，而只有重新发掘叙事技巧的魅力和意义，重新贴近读者大众才能钓到万众写史时代的大鱼，此言不虚矣。

结语：两岸青山相对出——公众史学的广阔未来

宋人王安石有诗云“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在当代各种个人、团体写史的大背景下，专业史家需要把握住自己的时代主体性地位积极参与其中，推动公众史学的发展多元化，以自己专业优秀的知识理念服务有需要的社会大众，以此实现史学价值的多元化，促进史学的人才梯队建设与就业领域的开拓。

公众史学正处在方兴未艾的局面下，应该看到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可圈可点的成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集中人力、译者资源打造了“甲骨文”图书品牌，主打高品质的世界史公众读物的引进，除此之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也在业内可圈可点。两岸情山相对出，史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元丰富多姿的时代，也是一个对传统史家提出了更多要求、更多挑战的时代。放下包袱，积极讨论，参与实践，探索可行的道路并积极配置后续人才是公众史学发展的核心要义。

历史不仅仅是书斋里的学问，象牙塔里一小撮的事业，更是许许多多爱好者、民间人士愿意参与书写记录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载体。可以想见随着经济收入的改善，业余精神文化需求的增加未来的公众史学的发展有着广阔的路径，无论是纪录片影视、科普图书、口述史、档案还是其他途径，都有着广阔而深邃的发展意义。两岸青山相对出，那升起的群帆仍需要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深入努力才能直挂云帆济沧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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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30日 08:58 来源：西安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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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瑜. 一个追求,多种声音——关于近年来的通俗写史或讲史现象[J]. 社会科学战线,2007,(02)

彭卫：《游侠与汉代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

[①] 郎需颖. 美国公众史学运动简论[D].复旦大学,2010.第5页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囿于篇幅此处不详细介绍美国公众史学运动的情况，读者可参考其文或钱茂伟的《公众史学通论》

[②] 帕尔默《美国历史协会在一九七零年》,《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一》,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

[③] 关于此点，读者可参考陈新. 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J]. 史学理论研究,2010,(01):12-14.。该文较深入的介绍和讨论了后现代主义史学与公众史学的逻辑内涵。

[④] 此期论著主要可以参考黄红霞,陈新. 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J]. 学术交流,2007,(10)；陈新. 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J]. 史学理论研究,2010,(01)及王立桩. “应用史学”还是“史学应用学”——浅论公共史学的学科属性[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

[⑤] 目前较好的公众史学论述较全面的专著仍以钱茂伟的《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为著，另其慕课在网络也可在线学习地址为http://mooc1-2.chaoxing.com/course/80462924.html

[⑥] 2016年11月30日 08:58 来源：西安晚报 作者：孙欢

[⑦] 分别是《未来简史》、《人类简史》、《丝绸之路：一部新的世界史》、《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哈佛中国史（6册套装）》

[⑧] 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84页

[⑨] 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94页

[⑩] 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页

[11] （汉）司马迁：《史记.汉高祖世纪》，中华书局出版社，1223页

[12] 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4页

[13] 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55页

[14] 另见李开元：《说赵高不是宦阉——补<史记.赵高列传>》，《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15] 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90-92页。案古籍特别秦汉文书常以毛笔写于竹木、帛书之上，日久而许多字笔画模糊不清，技术条件有限人多抄写以留存故多致讹。今案“宫”与“官”字形相近，极易在抄写时一笔将那一竖带下去，而致误。

[16] 引自原书第186页，读者可参考三联版《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李开元，2015年版

[17] 李开元：《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91-193页

[18]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第544页

[19] 李开元：《楚亡——从项羽到韩信》，三联书店，2015，第260页

[20] 赵世瑜. 一个追求,多种声音——关于近年来的通俗写史或讲史现象[J]. 社会科学战线,2007,(02):238-243.

[21] 彭卫：《游侠与汉代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1-5页

[22] 李开元：《楚亡——从刘邦到秦始皇》，三联书店，2015，第383-386页

[23] 李开元：《秦崩——从刘邦到秦始皇》，三联书店，2015，第187-188页

[24] 李开元：《秦崩——从刘邦到秦始皇》，三联书店，2015,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