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台北放不下一张纪念卡？

没有葬礼、没有追思会，甚至没有地方可以献一束花。在大众印象中性格热烈高调的李敖，没想到身后事却出奇地安静。著名的李敖书房，位于台北敦化南路一段306号的金兰大厦12层，却平静得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3月18日，李敖去世的消息突然传出，网络上对他的悼念声势壮大。身穿红色夹克、衬衫、卡其裤，打着领带，戴着彩片眼镜和露出一脸笑容，成为李敖在媒体上的标志性形象。但是当我3月20日到达台北，希望寻找李敖去世的纪念性场所时，联系上了李敖的经纪人郑乃嘉，他表示李敖的家里人决定“一切从简”。李敖楼下的物管告诉我：“家属没告诉我们这些邻居有任何纪念活动。”我好奇地问郑乃嘉，整个台北是否有一个可以放一张纪念卡片的地方？他颇感抱歉地说：“确实没有。”李敖的好友里，也只有与李家过从甚密的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公开放出了慰问家属的照片。

李敖的葬礼也显得悄无声息。接近李敖的朋友告诉我，李先生于3月21日火化。当我赶到台北唯一可以火化遗体的第二殡仪馆后，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李敖的迹象。当天的火化者名单、告别仪式排序都被公布在电子显示屏上，其中并没有李敖的名字。直到我听到几位殡仪馆工作人员主动谈起李敖，向他们询问，才证实李敖确实是于此日在此地火化了。“李敖的火化一大早就结束了，也没有媒体赶过来，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吧。家属很低调。”火化时，除了他的儿子李戡、女儿李谌外，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王纪言亦手持一部相机在场，此外只有两三个随行人员。当李敖的遗体被推入火化区一进门第一个火化炉时，李戡、李谌跪下目送父亲离去。大约一小时火化即结束，由李戡携骨灰盒，众人乘车离去。不同于殡仪馆当日多数其他亡者，李敖遗体处理的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和尚或教士参与。

葬礼曾经是李敖显示自己特立独行的重要场合。1955年，李敖的父亲李鼎彝去世，举行公祭，“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2000人出席”。而20岁的李敖却“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葬礼改革”。他拒不参与一切传统礼俗，当众不掉一滴眼泪，而是用印出父亲遗著《中国文学史》的方式纪念父亲。李敖日后在回忆录中说：“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李敖，还曾提过一种戏剧性的后事处理方式，即宣称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台大医院，而且要挂出骨架，“让台湾人看到自己的骨气”。他也曾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将来要长眠在昆仑山。

显然，李敖并未为真的告别人世做好准备。去年年底李敖的病情已成定局，儿子李戡在今年3月初就已经从剑桥回到了台北，等待着这一最后时刻的来临。处理完后事，李戡选在了李敖书房所在的大厦底下，接受了我的采访。他郑重地收下了表示慰问的花，寄放在大厦一层，而没有将其送至12层的书房，说是希望至少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父亲书房原样、不再打扰。

李戡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父亲的崇拜，与他接触的长辈则评价其“沉稳”“成熟”。虽然稳重，但似乎和李敖一生给人留下的反叛性印象截然不同。对此，李敖曾做过解释：“按说青少年叛逆期，首当其冲的是老爸，但李戡的老爸是何等人物，翻云覆雨，本属专业，李戡顶礼不遑，何从叛逆？结果父子二人，感情极好。”

父亲去世带来的情感和事务上的双重压力，让26岁的李戡相当疲倦。“有很多只是一起吃过一次饭的人，也发来长篇大论，让你节哀。”这句自言自语中略显不耐烦，然而下一句交谈便恢复了礼貌与客气的语态。李戡说，父亲关于死后如何安葬的说法，有好几种，“他提出这么多‘方案’，恰恰说明他很看淡这些，不该用一种严肃的态度去理解”。李戡认为低调处理父亲身后事，是尊重父亲遗愿和生前风格。“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参加婚丧嫁娶，也不喜欢琐碎细节的安排。”

李敖的朋友全都不是一派的

“我最后一次去看李敖是2018年1月底，那差不多也是他最后清醒的时候了。”李敖去世的第四天，我在“立法院”门口见到了他的朋友郭冠英。李敖去世后，没有什么活动可供他参加，“家属没有这个意思，也不便主动打扰”。朋友们也没有自发组织一个纪念活动，郭冠英说：“李敖的朋友彼此之间全都不是一派的，组织不起来。”尽管偶有人把他称作“小李敖”，实际1949年出生的他已经头发全白。当天正值统派团体在“立法院”外抗议游行，一路都有人拦下这位著名的岛内统派打招呼问好。

郭冠英正在赶写纪念李敖的文章。“报纸只需要1000多字，可我一写就是8000多字，还要好好想想删掉什么，这很难。”提到与李敖的交往，郭冠英说和李敖做朋友便有被“牺牲”的可能，他半开玩笑提到自己最得意的一件事。便在李敖66岁生日时召开了“清算大会”。在郭冠英的提议之下，在场诸人细数与李敖做朋友的惨状。“张煦华，他说当年在电视公司做总经理，百分之九十精力是花在处理‘李案’上，只有百分之十是处理公务。环球的吴子嘉不服，说李敖只害了你一个人，他毁了我的整个台！李敖做节目惹得国民党、民进党同时来因为不同理由要求停播，两边得罪。郑锡华，当年文星书店的总经理，因为李敖在《文星》上骂人而被蒋经国抓去关了一天半，要他咬萧孟能和李敖，问不出，只有放了他。”郭冠英说，此类被李敖“牺牲”的朋友数不胜数。

郭冠英也在凤凰做节目，与刘长乐相识。他至今对李敖和刘长乐之间的一段话印象深刻。刘长乐曾写：“对于凤凰卫视来说，《李敖有话说》节目风险极大，两岸关系敏感，一旦涉及言论底线，覆水难收。”李敖则在节目中说过：“在我们的祖国，有一个人为了我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名字叫作刘长乐。”显然，刘长乐没少被李敖“牺牲”。让郭冠英印象尤深的是李敖接下来的话：“可是，我一点都不可怜他，什么原因呢？我们这种人，为了一个理想的实现，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李敖老顽童的做派，让郭冠英提起已经过世的他，并不只是悲伤。2000年6月份，郭冠英把李敖叫出来，对李敖“要钱要紧”的忠告学以致用，决定把“重大情报”卖给他。这则“情报”得追溯到20多年前的“江南案”了。1984年10月15日，笔名“江南”的美藉华人作家刘宜良在美国被国民党情报部门雇佣的黑道分子枪杀，世界舆论哗然。面对美国与台湾岛内的压力，蒋经国不得不做出回应，审判凶手、整改情报部门，外放其子蒋孝武，着手民主化改革。三年后，台湾“解严”。此即被誉为催化台湾民主转型最后一根稻草的“江南案”。

“其实国民党情报部门是要先杀李敖的！”郭冠英在牛肉面馆中接受我采访时说道，“是当时情报部门的一位头目退休之后和我讲的，这属于机密，他本来不该说的，但毕竟时过境迁，他忍不住要吹牛，于是说了。”据郭冠英讲，台湾黑道人物主动和情报部门提出愿意为其做事，以换取在“扫黑”中免于被取缔。情报部门回复：“我们怎么相信你们？如果真是这样你们该去教训一下李敖。”黑帮一口答应。到1984年的六七月间，黑帮已经着手实施对李敖的“教训”。“那个情报部门的人用的词是‘教训’，但按照当时黑帮的作风很可能就是杀掉了。”郭冠英说。恰巧，第二次坐牢后出狱不久的李敖正在进行他的“战斗性隐居”，在继“以牢为家”之后“以家为牢”，一个人在山里写作，息交绝游，黑帮分子一时找不到他，此事便有所拖延。又恰在这时发生了“白景瑞饭局”事件，国民党情报部门临时决定先处理江南。于是李敖躲过此劫。

郭冠英说，李敖实在是侥幸逃脱。“如果你让当时的任何一个台湾知识分子替政府拟一个刺杀名单，上面都会有李敖。排个顺序的话，江南也就是20名开外的，但李敖差不多可以排第一。他不但是外省人，又骂蒋家那么久，共产党的左翼观念有一些，和他关系好的还有人变成了‘台独’，‘坏事’都占尽了。”

“我想这故事应该可以向李敖敲笔钱，就把他约出来在他家门口的泡沫红茶店见面，我叫他出价，他叫我先讲，两人边开玩笑讨价还价。”郭冠英回忆，“我讲一点，他又说不够，最后故事全部讲完了，他说：一文不值。仅请果汁一杯！”

不仅“一毛不拔”，李敖还很得意地对郭冠英说，他是大预言家，早说过江南是代他而死，现在更证明说对了。但李敖也深受触动。他对郭冠英说，这就是“吾本欲射马，误中一獐”。“我对于中国传统典故没有李敖知道的那么多，他就给我讲了这个孔明和司马懿之间的典故。”

我们的聊天进行到一半，牛肉面端上，郭冠英高兴地介绍此种面之好吃，说到一半，忽然想起什么而停下，继而慨叹：“我还是忘了李敖的教诲！他爱钱，也忠告我‘要钱要紧’。我接受采访，非但没要钱，还请你吃牛肉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