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9日，准备参加珠海航展的国产歼-31隐形战斗机在进行热身飞行 )

11月11日开幕的第十届珠海航展，无疑与北京的APEC形成了某种呼应效果。为此，在接受多家媒体试图就珠海航展上“枪长炮短”的提问时，我都会将话题引向诠释这种“呼应效果”上。比如航展开幕的晚上我在CCTV做有关航展的节目时，就提到了中国领导人当天在APEC会议上诠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纵向描述——2013年中国经济增量相当于1994年全年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17位。

我之所以提到中国领导人当天在APEC会上对中国经济的这个“纵向描述”，是因为我心里有另外一个“纵向描述”：2013年中国的国防开支按人民币计价，是1994年的约13.4倍，若都按当年的美元计价，2013年中国的国防开支，是1994年的约19倍。事实上，这才是在本届珠海航展上被众多媒体“追捧”的中国多种新型武器装备的本质。

说到本届珠海航展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不妨先说说美国喷气战斗机第一个“黄金时代”。飞机作为重要武器得到认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1939年，美国飞机产业有1/3是军机，到“二战”结束时的1946年这一数字达到了50%。接下来稍有下降，到了1947年10月超音速喷气战斗机问世后，1948年的《国防拨款追加法案》再次推动了军机的产业扩张。从1949年苏联核试验成功，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朝鲜半岛的局部空中较量中，中国飞行员驾驶的苏联米格-15比斯不仅对美空军以对地攻击为主的F-80、F-84战机占有优势，而且也不输给更新的F-86战机。这使得在朝鲜战争停战后的1953年，美国在以空军为主战装备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指导下，对以设计、生产军机的飞机工业进行了密集的投资。当时军机复杂程度，使得其在服役前的设计、生产所需时间已是“二战”期间的27倍，技术人员占比也从1945年的9%上升到1954年的15%，而管理人员占比也比“二战”期间增加了50%。这样，一直到1964年美国飞机工业90%的研发费用都来自政府，其中最主要的赞助商是空军。而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飞机制造商——波音（包括被波音收购的麦道）、洛克希德马丁（当时是两个公司）、雷神以及生产发动机的普惠和通用动力，都是在1949至1964年这个超音速战斗机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打下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