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战争前后的经历

最艰难的社会生活，可能存在于那种形式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时代——战争期间尤其如此，当你每天为“如何在兵荒马乱中活下去”而发愁时，听到的却是国家告诉你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为国牺牲。尽管对一个深陷危机中的群体而言，这些宏大的目标也有其必要性，但它们毕竟脱离人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太远，因而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即便在集体陷入神学狂热（以及作为其变体的世俗激进政治）之后，都或以其智慧，或以其愚蠢，最终本着自我延续的求生意志，谨慎地避开了那些大到不着边际的说辞。

即便是“二战”时总动员化、标榜“举国一致”的日本，在经历了几年筋疲力尽的战争之后，人们紧绷的神经也已麻木了。小熊英二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中记述他父亲小熊谦二的回忆，到1944年底时，出征入伍时那种挥舞“日之丸”国旗的壮行会已经不举行了，“因为入伍召集逐渐频繁，大家都变得不再关心”，即便是稀稀拉拉前来送行的几个亲友，也没谁“表现出振奋人心的壮行气氛”。所有要求别人做出牺牲的宏大理由与承诺，除非像宗教那样是在来世才兑现，否则总无法让人长久地相信有这样做的必要性。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对当时的日本而言，这种“战争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好处”的感受也许更令人沮丧，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历次战争中几乎无不是速战速决且获利丰厚，直到军部那些跋扈的将军们终于玩脱了。

在这难以抵挡的时代洪流中，当时刚过19岁生日不久的小熊谦二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分子。虽然也曾有一点独立思考的意识（这在那个年代当然也很危险），不过就像他自己坦承的，“自己既没有支持战争的自觉，也没有反对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随波逐流。虽然政府说有重大战果，但局势反而更加恶化，总觉得非常诡异。但是没有深入追究的习惯，也没有可供探讨的资讯。像我们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处于这种状况”。这确实应该是那个年代日本平民的真实处境，也解释了何以他们即便有所不满，但战争期间却始终没有大规模有组织的社会反战运动。小熊英二在这本书中，多次强调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在战争前后的经历就不值得记录，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普通性赋予了一种普遍意义：“我父亲采取的行动，潜在性上是所有人都可能采取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