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伟）

吴泓走了，走得那么决然——从进医院到彻底脱离这个尘世，竟不到一天时间。他把展示给大家最后痛苦的时间缩到那么短，似乎就为了让大家都能维持一个他被真实病情蒙蔽的假象。病魔附体后，考验的是一个人孤独的意志力。没人能真正了解吴泓如何在这两年坚忍持续着这个他正在渐渐康复的假象。刘江说，就在前一天，他们还在一起讨论集团事务，吴泓说，到了9月，他就要去上班了。他似乎只是在意识到自己无法再战胜病魔的那一瞬间，才迅捷而又彻底地放弃了自己。

也许是见过太多被疾病蹂躏到苟延残喘之人，这样掩盖着苦痛的过程才更令人悲伤，令人肃然起敬。人总是要死的，生命之短长，就本体而言，实在并无特别大的差异。一个人死了，现在大家都看到他身前的成就——他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使中国诞生了“时尚”这个名词。他率领“时尚”这个团队，16年哺育出16本杂志，合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媒体集团。从都市到乡镇，由此多少少男少女被这“时尚”勾引，开始为跻身光鲜世界激动不已；而体现他雄心的“时尚大厦”，大约在几代人逝去后，也仍会屹立在北京的蓝天下。我则更看重他这样的一个尾声——两年来，他封闭了他的疾病、他与疾病全部艰难的较量，不让家人、好友、同事与部下分担他的痛苦。刘江说，这两年他最难的是，怎样才能让吴泓看不出对他的隐瞒。但我想，以吴泓之智商，他一定是甘愿参演这种对自己病情茫然无知的感觉。他一定想通过这样的角色，极端维系出表象的平静与祥和——他不断告诉大家，正在恢复，感觉好多了，于是大家就都遗忘了凶险，安然不再担忧。他不愿暴露自己的软弱，不愿被关怀所聚焦，我以为，他是直至最后，都在坚守着一种对家人、朋友、同事与部下的责任。说实在的，与他的业绩比较，我更敬重他最后对疾病、对死亡这样常人难及的态度。与这里体现的人格比较，生前事确实都可淡若烟云。

我与吴泓相识于1994年底，那时我刚离开《人民文学》，《时尚》创办于我还在《人民文学》无所作为时。那时我几乎天天泡在北京图书馆，我清楚记得，北图入口、出口都展示着刚创办还缺少人青睐的《时尚》，它们一期期展示在那里，很挑起我这个做杂志有瘾的人的冲动。吴泓与我第一次见面，就为探讨杂志形态，他是个内敛又极注意倾听的人，嘴角总带着浅浅温和的笑。那时他遇到的最大压力，还是读者对刊物形态的认同，他与我探讨文学支持的可能性，哪些作家可能成为作者。我一度曾认为他是个缺少魄力与锋芒的人，后来才意识到，他的雄心与决断力其实恰在内敛之中。说实在的，我很怀念上世纪90年代那段各自经营都很艰难的日子——那时，国内刚开始有彩色杂志，我们意识到会有一批读者随着我们的理念、我们的杂志而成长，但销售量增长就是出人意料的缓慢。等后来，各自艰难经营的日子过去了，关于办刊的讨论似乎也就结束了，偶尔再在场面上见到，各自匆匆，似乎更多了寒暄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