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燕）

( 11月18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里的股票交易员 )

在美国投资银行（下简称“投行”）界摸爬滚打了7年的华兴资本董事长包凡已经历过三次危机，而眼前这场危机是他职业生涯中第4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1994年他初进摩根士丹利，就遭遇了俄罗斯市场债务危机，“当年高盛的200多个合伙人，竟有50多人提出退伙”。仅3年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跳槽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包凡从美国回到香港地区，跑遍韩国、泰国及整个东南亚给客户收拾烂摊子。“然后就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可以说我应付危机的经验不算少了。”包凡告诉记者，“但前几次危机都是局部市场出了问题，没有任何一次具有现在这样的深度和广度，影响到全球各个国家、各个行业的经济运行。”

眼前的金融危机恰恰始于他所效力的投资银行业，“现在‘投行’是贬义词，美国几大投行已经连累了大半条华尔街，中国做投行的也有不少进了大牢。”包凡不无自嘲地说。但这是否意味着投资银行模式本身出现了问题呢？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CEO）王冉在博客上说，自1933年格拉斯－斯蒂高尔法案至今，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分业经营模式已经有75年历史，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转型商业银行不过两个月，“我们不要因为几个月的骤变就轻易地宣告70年历史的荒诞”。但对诞生不足10年的中国民营投行来说，华尔街模式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标杆。“在华尔街功成名就曾是许多投行人的梦想，而现在大家开始反思传统投行的商业模式。投行收入八成以上来自自营业务，只有极少部分是传统金融服务贡献的，这种反常情况一度成了华尔街的标准模式。”包凡感叹说，“投行变得过于贪婪了，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与之相反，新型投行则坚持100%收入来自金融服务，以私募融资、买卖兼并和IPO相关业务为主，“我们不像大投行有几百项业务，我们只做最擅长的”。

中国的投资银行家是这样一批人，他们大多具有海外投行从业背景，其中有些人还做过企业或是财务顾问，包凡曾担任中国互联网元老企业亚信的首席战略官，易凯资本CEO王冉最初的创业则是从财务顾问公司起步。不同于中金公司和证券、信托公司从事的投行业务，2003年以来成立的民营投行大多是从为客户提供管理咨询和投资顾问服务发展而来，这些业务现在仍是各家的主打项目。“当时很多创业公司还没准备好接受投行的美元和随之而来的对赌协议，他们需要资金，但更需要帮助。”2004年成立华兴资本的包凡回忆说，这使得中国的新型投行们从一开始就承担了顾问的角色，更多时候是充当企业和风险投资之间的中间人，而他们的投资领域也集中在互联网、IT和新媒体行业。华兴资本的客户名单上包括当当网、中星微电子、巨人网络和光线传媒等，易凯资本的第一个客户则是从易趣开始，甚至从公司的名字——“China eCapital”里也能看出互联网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