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贾冬婷）

( 张玲 )

三联生活周刊：你个人是如何开始阅读和翻译狄更斯的？

张玲：最早的时候，我是看其他人的中译本，还有就是从当时苏联的英文教科书上看到过节选的狄更斯作品，比如《奥利弗·退斯特》、《双城记》。改革开放以后，我的父亲张谷若开始翻译《大卫·考坡菲》，后来成为经典译作。我帮他做了一些辅助工作，跟他商量一些句子和成语怎么翻，整理一部分稿子，那个时候还读了作家的传记，也应出版社之约，写了一本狄更斯评传的小册子，慢慢对狄更斯就有一些认识了。

那一时期也读了《双城记》原文，觉得从思想到艺术都引人入胜，特别想把它翻译下来。在我心目中这是最好的一部历史小说，因为狄更斯把重大的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经纬交错、纹理浑然地编织在一起了，在构思结构、刻画人物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狄更斯创作这个书的时候已经是晚年，作品风格几经变化沉淀下来。在他最初成名的《匹克威克外传》时期，还是所谓的流浪汉小说，走到一处看见什么就写什么，以一些夸张性格的人物、滑稽的故事做引子来展开，文笔带有新闻记者时期练就的流畅通俗，洋洋洒洒，是一种世情的浮世绘。到了中期的《当贝父子》和《大卫·考坡菲》等，故事就铺陈得更加娓娓动人，景物的壮观磅礴、人物间的亲情、爱情、友情，描写得都很细腻甚至繁复。到了晚期，不论是创作上还是个人生活上，狄更斯的学识、阅历都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双城记》等的风格是庄严、凝重的，蕴含着一种深沉的激情。他在其中所运用的语言也与这种风格相吻合，多用大词、书面语，甚至有古英语的一些用词，就好像中文说“你”、“我”，用“汝”、“吾”这种词。后来我真的有机会去翻译这部作品，真是一点点地把字典都抠破了，因为很多词我平时也很少用到。但翻译这样的作品就像是面对丰厚浓郁的陈年佳酿，而不只是温吞水，特过瘾。比如一开始那句，很多人习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我觉得整部作品文体是比较古雅的，用的词很深重，为了风格统一，斟酌再三，译成“那是最昌明的时世，那是最衰微的时世……”对当代的读者来说，有人不喜欢甚至难以接受，觉得像绕口令，但是我坚持认为，翻译外国古典的文学作品，要注重它是文学作品而且是古典的，不能一味迎合大众，还要力求促进读者提高审美情趣。用现在的通俗语言就丧失了历史感，就像现在有些电视剧里一样，穿着古装说的却是当代大白话，甚至网络词语，我认为那不应该是严肃翻译古典文学作品的译者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