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明清鼎革之变，山河还是那个山河，对于汉族士大夫却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如何自处成了许多士人面临的一道人生选择题。傅山（1607～1684）选择了隐居生活，以气节自我砥砺，甘为明遗民，顾炎武称他“太行之西一遗老”。

( 傅山《啬庐妙翰》颜字一段（1651～1652） )

遗民的鼻祖是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殷商贵族伯夷、叔齐，兄弟俩也是最早的隐士。后世的遗民和隐士，虽说一样放弃功名自我流放，但遗民都是身跨两朝的士人，尽忠前朝而不仕新朝。明遗民面对异族统治，又多一层“非我族类”的心结。在清初政治高压之下，遗民们避于郊野山村，自怀一腔孤愤，从事著述或设帐教授，被视为绝学孤忠的异人，埋没不彰的畸士。髡残、八大则遁入寺观，以书画寄托人生。明遗民虽非公然地持异见，却有抵制异族统治的倾向，200多年后，反清志士推崇明遗民的民族气节，编撰过多种《明遗民录》，所以明遗民在近现代颇为世人所知。推翻帝制后的民国，历史跨进民主共和的门槛，清遗民沦为封建的遗老遗少，遗民的光荣史遂告终结。

傅山生于山西太原府阳曲县，祖籍大同。在明朝，傅家世代书香，“家学为大河以北所莫能及”。傅山六世祖天锡在临泉王府教授，移居忻州。曾祖傅朝宣因相貌俊美入赘宁化王府，南迁阳曲。傅山祖父一辈兄弟三人，都有科举功名，都是明朝命官，傅家又以官宦显赫一方。《清史稿》里有300余字的傅山小传，说他少时“过目成诵”，“愤明季诸缙绅腐恶，乃坚苦持气节”。入清后，“居土穴养母”，精医术，“晚年颇资以自给”。“工分隶及金石篆刻，画入逸品”，“所著有《霜红龛》十二卷”。山西巡抚淮安丁宝铨在宣统三年（1911）初夏刊行的《霜红龛文集》是40卷，他在序言中已不讳言傅山的气节：“不忘故国，蒙难坚贞。箕子胥余之逊遁，郑氏思肖之凄苦，始足喻其高节”，将傅山与同时的孙奇逢、黄宗羲、王船山、顾亭林、李二曲等人并称为“遗老之魁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