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小贝）

( 斯蒂芬妮·希曼 )

对于美国人为什么喜欢瑜伽，很多人提出了各种解释。也许是因为瑜伽安静的姿势和小心的呼吸能缓解美国人的生活压力。也许是因为瑜伽能治愈清教主义的美国人对身体的厌恶。

斯蒂芬妮·希曼在《微妙的身体：瑜伽的故事》中描述了瑜伽如何适应各种历史潮流。从一开始，美国人对瑜伽的接受既狂热，又有怀疑。1857年，受到刚刚兴起的东方主义运动的启发，爱默生在《波士顿月刊》上发表了一首诗，题为《梵天》。他在诗中表现了瑜伽的非二元论思想：万物都是神，差异是幻觉，“光与影都是一样的”。《纽约时报》称这是“一首精美但毫无意义的诗”。但这并未阻止超验主义者们对神秘的东方的迷恋。

梭罗和爱默生都皈依了印度人非二元论、物质和精神不可分、宇宙的单一性的观念，但他们对瑜伽健身方面知之不多。直到20世纪初，出生于爱荷华州的美国人皮埃尔·伯纳德偶然遇到一位南亚移民，才学到了强调身体练习的密宗瑜伽。后来他从家乡出发，到过旧金山、西雅图，最后到了纽约，每停一站就会收获很多追随者。警察经常驱散他们的聚会，警察每袭击一次，他就变得更著名一些，最后他著名到得了一个绰号叫“老伯伯”。他在哈德逊河畔建了一个瑜伽俱乐部，范德比特家族的人、许多作家和一位拳击手都出入他的机构。除了教瑜伽之外，他还弄了一个马戏团，赞助棒球队，自己种菜，甚至还养大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