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苌苌）

(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这两年在国内的出版界很受关注，她的作品尤其到后来，对世界文化多元的趋向，以及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种族歧视、阶级偏见等题材都有涉猎。但身为加拿大作家，她又不像出身南非的白人英语作家库切和多丽丝·莱辛他们，对这些事情有诸多极端的切身感触。多丽丝·莱辛在南非的农场养鸡放羊，以在她贫穷而短视的父母眼中获得一种作为孩子的成就感的年纪，阿特伍德则波澜不惊地走上正统的学院派教育之路。前述题材出现在莱辛的作品中，给人的感觉就像他们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国家——南非本身，显而易见是无可避免且必要的。相对来说，加拿大给我们的形象则暧昧很多。

阿特伍德在《奇异之事：加拿大文学中无良的北部》里提到，“有时候，身为加拿大人本身便是一种‘陌生’的经验”。在给本刊记者的回信中，她说很难简单地描述这种“陌生经验”，不过，也许可以用史蒂芬·赫尼根（Stephen Henighan）的话做个注脚。在他的著作《当文字否定世界》中提到过加拿大人的尴尬处境：“美国的北方穷亲戚，全球文化和权力中心的邻居，然而历史却赋予了它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帝国的文学语言。就像个笑话⋯⋯语言和经历并不符合。结果是造成了澳大利亚人所称的‘文化畏缩’——缺乏自信心，致命地打击了加拿大作家反映现实的信心。”以致加拿大文化中，“有一种自我贬低的特点，一种对外国模式持不充分的标新立异而批判的态度，一种潜在的摒弃作为加拿大人尴尬处境的愿望”。作为加拿大的记者，赫尼根说完这话在本国内肯定也挨了不少“板儿砖”。阿特伍德对本刊记者说，她觉得赫尼根的话已经过时，“现在加拿大人对此倾向于轻描淡写，我并不把这看做是一种负面的特质。以加拿大的人口数量看，我们产生的国际性作家的比率并不低，而且他们并没有为了获得国际性关注而刻意避免本国性题材”。赫尼根的书在2002年出版时引起很大反响，多少可以让人意识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的阴翳下生长起来的。

在已翻译出版的阿特伍德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她总是孜孜不倦地尝试不同的写作实验：1972年，33岁的阿特伍德出版的第二部小说《浮现》带着鲜明的加拿大色彩，乡野生活中的人们在现代文明中被异化，她在思考如何回归。1996年的《别名格蕾斯》以加拿大上世纪40年代一桩罪案为底本，关于卑微女佣的艰辛和小小希望，涉及心理学、神秘主义以及神学的层面，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却充满诗意氛围的故事。《盲刺客》给他带来2000年的英国布克奖，阿特伍德在其中驾轻就熟地经营了一个俄罗斯套娃式的复杂结构。2005年的《珀涅罗珀记》被称为一部女性主义的“奥德赛”，它源于英国的一家出版公司邀请包括阿特伍德、艾柯、苏童在内的100位世界知名作家“选择一个神话故事，并任选一种方式重述”。阿特伍德选择了让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奥德修斯的妻子——在文学历史上已成了一个恪守妇道的标签的珀涅罗珀站到前台来说出她的心声，矛头直指西方正典的源泉——《奥德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