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邢海洋）

( 2001年12月17日，在柏林市政厅里，纳丁和玛丽展示用巧克力做成的欧元硬币，此时距欧元发行还有两周 )

货币一体化在总体上增进了公共体的福利水平，但同时也导致了时间上和空间上各国政府收益不均。当某些成员国受到严重的非对称性经济冲击，其他成员国就会权衡成本和收益，选择是否施救。这是制度选择与制度构建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过程。现代福利经济学也对货币联盟的制度安排颇有微词：分散化的决策体系下，每个地区在进行边际单位的公共产品生产决策时，往往仅仅考虑区内居民将从这一边际单位产品中获得收益如何，而不考虑这种公共产品边际单位增加的整体社会收益。相对而言，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体系下，公共决策者追求区内全体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体区域内公共产品的边际价值就会得以实现。

这是远虑，也是危机爆发的根源。近忧则是货币联盟缺乏一个完备的救助机制。

欧元区16个成员国，按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8.7%，虽大幅度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60%的上限，但与世界第一的日本相比仍是小巫见大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今年债务总额占GDP比重高达229%，美国则达到GDP的92%。日本的公共债务负担，远重于处于债务危机漩涡中的希腊、意大利等国。可欧元危机愈演愈烈的时候，日元非但不贬值，反而与美元一道充当了避险资金的避风港。可见，债务危机的实质不是债务的多寡，而是债权人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