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步冲）

( 阿根廷“巧克力盒”球场内观赛的博卡青年队球迷（摄于2007年4月15日） )

时至今日，虽然一些激进的拉美本土政治学家——诸如胡安·何塞·撒贝里——对于足球的社会性功能展开了一系列批判，认为对于这项运动的过分沉湎，使拉美民众忽视了军人独裁统治、收入分配不公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转而沉溺于大众庸俗媒体灌输的无深度叙述——90分钟内的技术统计，运动员的更衣室怪癖——而非任何能够旨在改变其生活状况的专业技能，然而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足球缺位，很难想象有任何文化符号能取代它，发挥统一各阶层民众意识形态的作用，足球在拉美人看来已经超越了运动的范畴，而是一种对掌握自身命运前途的渴望，而这种掌控在经济、社会、政治方面显然不存在。

全民狂热VS阴谋论

“批评议会、商务部长或者总统是危险的，而攻击国家队教练和球员则顺理成章成了替代物，这是民众既能满足关心国家命运，又免遭恐吓与拘捕的唯一途径。”杜克写道，为这种理论做出最鲜活阐释的，就是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军政府试图通过世界杯来展示一个“军人统治下有组织，有效率，有礼有节的新阿根廷”。尽管阿根廷世界杯组委会主席、首任总统阿克梯斯将军被暗杀，但政府仍然拿出了7亿美元——当年阿根廷国家预算的10%——来改建河床体育场，以及兴建其他公用设施，特别是一座全新的电视转播中心，以便以全新的彩色电视信号转播赛事。阿根廷的最终夺冠，赋予了这座奖杯更深刻的意义，即拉丁美洲瘦弱、贫穷、深色皮肤、热爱浪漫与即兴创作的群众能够对抗发达国家身体强壮、富于组织纪律性的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