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生一代

1985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赴德国参加世界经济峰会，遇到了一个难题。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邀请他在5月8日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这天一同拜访彼特堡（Bitburg）的“二战”阵亡士兵公墓，以此彰显战后的彼此谅解。问题在于：除了普通德国士兵，公墓里还同时埋葬着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纳粹党卫军成员。时任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回忆，美国官员极力想使科尔放弃这个想法，但没有成功。相反，里根总统被科尔的坚决说服了。折中的办法是：5月4日这天，仪式进行了4分钟便草草结束。

科尔的这次冒险坚持源自于他重新定义德国的雄心。这种定义并不是为纳粹翻盘，而在于卸下战后德国的负罪包袱，为国家的未来找到新的出路。1984年1月25日，他在耶路撒冷对以色列国会发表讲话时提道：“首先要说明一点，我是希特勒之后的这代人中的第一位联邦总理。”他强调，这是“晚生的福分”——出生在纳粹时期，却“没有陷入罪孽”。这为科尔在德国历史中担当承上启下的角色奠定了基础。

1930年，科尔出生在路德维希港一个税务秘书之家。父亲约翰·卡斯帕尔·科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个时代国家公职人员的典型代表。尽管这个中产之家的经济较为宽裕，但他给家人做出了为人的表率：量入为出，忘我地工作，忠于职守。孩子们只有在圣诞节和生日时才会有礼物。它们大都是些“实用的东西”，如袜子、衬衫和毛衣。父亲在1935年曾给科尔买来一辆自行车，但那是辆旧车，“仅花费了8马克”。这让科尔很早就学会“节制、理智地估计现实情形，接受限制，生活上不追求享受”。科尔很小就会在上学前一大早在莱因河里捞河虾，然后将其出售。他还把自己辛辛苦苦养的蚕茧按每公斤20马克的价格交售给“国家”。比这些教育更幸运的是，虽然路德维希港的纳粹势力很盛，但科尔的父母虔诚地信仰天主教，父亲在政府工作，看透了政府政策的表里不一，这些都将纳粹世界观阻挡在了这个小家庭之外。

科尔9岁这年，1939年8月31日晚上，也就是希特勒命令进攻波兰的当天，父亲被迫奔赴波兰战场，瞬间击碎了科尔平静的童年生活。14岁，战争结束的前一年，科尔迎回了因为心脏病发作而退出了国防军的父亲，但失去了18岁的哥哥伞兵瓦尔特·科尔。1945年，因为男农工的极度缺乏，15岁的中学生科尔不得不在饥荒中到农场谋生，挤牛奶、耙地、喂猪，为每月26个马克的工资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干活。

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男孩目睹家国如同时局中的一叶扁舟，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5年11月，科尔从农场重返校园。一天，在数学课上，老师奥托·施塔姆福特讲解着几何定理，发现科尔埋头在桌子上画画：一张数学稿纸上画着几个拿枪的人像，依次标着：希特勒、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旁边写有一行字：到底是谁把德国人从德国的土地上赶了出来？施塔姆福特并没有惩罚这个开小差的学生，却把他引到了自己家里，在那儿，施塔姆福特夫妇每周都要举行一次小型的政治哲学研讨会。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团体的引导下，1946年，16岁的科尔作为第00246号成员加入了基督教民主联盟。17岁那年，他已经向同侪们宣布，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莱茵兰—法尔茨州州长。

这个年轻人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从此，他人生的每一步都在为权力的登顶做准备。科尔到海德堡大学学习历史和社会科学，有的放矢地选修那些对从政有益的课目，并开始关心裁军、缓和政策和德国史。1958年，他提交的博士论文题目是《1945年后法尔茨的政治发展和政党重建》。为完成论文，科尔翻阅了大量年鉴，并深入诺伊施塔特社民党区总部、基民盟区办事处、区政府查阅卷宗、记录和口头报告，这使他对当地政治生态有了细致而深入的了解。他的博士生导师瓦尔特·彼得·富克斯后来回忆说：“根据科尔的经历，我知道他读完博士学位后会进入政界，对此，他也毫不隐瞒。”

事实上，1955年，科尔已经被任命为基民盟莱茵兰—法尔茨州执委会委员。博士毕业后不久，他就成了州议会议员。议员的薪水微薄，不足以养家，为此，他先是在路德维希港一家铸铁厂任厂长助理，后来又到“莱法州化工联合会”任经济、税务政策专员，负责环保工作。科尔的吃苦耐劳有目共睹：为了同时完成联合会的工作和党务、议会工作，他每天工作12到14个小时。

明确的目标和勤勉的工作让科尔的每一步都走得又快又稳。1949年，73岁的阿登纳当选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时，19岁的科尔曾在海德堡宫作为选民发言人发言。阿登纳给科尔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很老”，“太老了”。那以后，年轻的科尔在政治阶梯上青云直上，他在他任过的每一个职务上几乎都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代名词。1964年，《法兰克福汇报》敏锐地写道，“整个年轻的一代”都站在科尔一边，“将他视为是一种政治舞台上的年轻英雄，在这个舞台上，老一代人简直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统治了15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