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街”不再

晚上9点，徐老板来到了位于三里屯“脏街”42号居民楼的DVD店铺，接过白天店员的班。“现在顾客不多了，干脆把夜班店员辞掉，自己来盯着。”他说。他店铺临街一面被封掉了，安上了铁栏杆，看上去和一般住家没有区别。基本只有熟客才会摸到反面的单元入口走进来。“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几年前光盘生意就不好做了，这次正好给了一个彻底转行的理由。”

距离4月24日三里屯街道对“脏街”42号居民楼“开墙打洞”以及私搭乱建进行集中执法已经2个月了。三里屯“脏街”上依旧人来人往，但人流与喧嚣都减少了几分。“开墙打洞”是指居民楼的底层“由居改商”的现象，往往都伴随着违章建筑向街面的公共空间延伸。改革开放后，随着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它在城市街区里变得相当普遍。整治“开墙打洞”的工作从去年开始在北京各区开展，目的在于排除建筑物的安全隐患、解决交通秩序拥堵、消防通道占用等问题，更长远的还有疏解人口的考虑。

“脏街”是人们起的绰号。这条位于北京夜生活胜地三里屯的街道，在地图上不见名字显示，很长时间内被叫作“后街”，因为和它相隔着的三里屯北街是“前街”，那是最早成名的酒吧街。“后街”连接着太古里商场的南区和北区。它的一侧是42号居民楼和原京客隆超市对外出租的店铺，另一侧是同里和3.3大厦的底商。短短200米距离的一条小街，会聚了廉价酒水餐食，各种青年亚文化的元素，以及舶来的时髦之物。“脏街”是指它环境的脏乱差，但同时也是说它足够“接地气”。在这里肆意过青春的年轻人，称它为“三里屯的灵魂”。

42号居民楼就是灵魂中的核心。因为所处位置优越，以及它和附近商业楼宇相比，有着较为廉价的租金，能够提供给不同业态以生存空间，它几乎被商业所占据。有人回忆，在商业发展最巅峰的时候，这栋7个单元的居民楼里大约有11家餐馆、2家咖啡馆、5家酒吧、2家炸鸡排店、5家文身店、3家服饰店、4家美甲美睫店、4家小卖部、2家DVD商店、1家塔罗牌占卜店和1家裁缝店。

它因此成为三里屯街道“开墙打洞”的重灾区。在这次的整治行动中，42号居民楼一共33家沿街商户被整顿，拆除面积1000平方米。整治完后，居民楼前面被栽种上了鲜花和绿植。有的店铺转入了完全室内的生意，有的店铺则彻底消失了，有的还处于一半室内一半室外的模糊状态——DVD隔壁小卖部老板推着板车继续把摊摆在路边，和“铁窗”里的老板娘用一个在绳子上能滑动的塑料筐来补给供货。

此次整治只是从建筑风貌上恢复住宅楼的外立面，下一步的行动则是对经营者的工商执照进行检查，无照经营者、经营内容不符合经营范围规定者将继续被清出。4月底的整治行动，是“脏街”从混乱走向规范与有序的开始。

建筑师、城市研究者王硕把像“脏街”这样不受规划管理、兀自生长演变的街区称作“野生空间”。“‘野生空间’的形成是为了满足某一部分人的欲望。”他说。和他之前关注的其他具有本地和日常性的“野生”街区不同，“脏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地处三里屯这个华洋杂居之地，它要迎合这个半中半洋群体的需求。“北京本土街道能够长出一个卖臭豆腐的店铺，但长不出一个卖Mojito酒的小摊。”

所有的“野生空间”都有着共同的特点。“因为是野生，它们开始都会热烈生长，生机勃勃；接着由于管理主体不明确，发展缺乏引导，难免进入野蛮生长的状态；它们又很脆弱，外界一旦干预，要么被驯化而失去生气，要么是死亡。”王硕看到了若干个他所追踪的“野生空间”犹如生物有机体一样，都历经了孕育、生长、极盛和衰落的状态。作为建筑师，他像生物学家一样，把它们当作样本来研究，再把最早激发活力的机制提取出“原型”，应用到其他的建筑设计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讲述“脏街”的形成演变比诉说它的结果更加重要。从中可以看到这条街的演变逻辑，它如何长成让建筑师欣喜的充满活力的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对这条街无比怀念、满怀情感，有的人又对这条街充满愤恨、想要离开。更关键的是，这条街提供了一种城市形态的可能性。它的命运让人思考：如果在恰当的时候，能够有明确主体来牵头，平衡好各方利益进行有效治理，那么不需要整治“拆墙打洞”这样“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它是否也仍然有机会成为一条好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