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1901年《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列举的旧国民性六大弊端：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

清议报》曾登载过一篇日本人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把中国人的战败归为“支那人乏爱国心，而富于自私心”的奴性，并且把奴性视为中国人的“锢性”。

故纵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

百年更变，悠悠岁月，当年时贤们的理想与今日的理想有哪些区别？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处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或者感受自我否定的刺痛或者沦为阿Q的纠结之间，是否有一条自我和解并与世界和解的道理？正是在这种纠结中读到的鲁迅，便有异于之前读到的教科书导读了。从鲁迅去世前的“一个也不宽恕”，

至此，我读到了一个与世界思潮，与本族血脉和解的鲁迅，他为现代主体人格的建设，设想了一个发生于他与我、新与旧之间的相互滋养、相互批判的进程。

鲁迅设想的“人国”里人，当是人各有己，不随风波，“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鲁迅当然没有反对物质和众数本身，只是拒绝那种崇奉逾度，倾向偏趋的媚态，他指出的是，物质不能“尽人生之本”，众数也不足以“极是非之端”，若没有内在精神，没有尼采说的个人，则凡事不举。

历史的风起云涌时过境迁似乎没有提供太多的思想变化，鲁迅如再世也许还会说，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看，“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

鲁迅在简介阿Q时，通过一个名字，一个籍贯，把国粹派的正名，胡适的考据，陈独秀的提倡洋字都卷了进去。虽是小小的讥讽，却也表达了鲁迅对时贤们某种程度的不屑。

鲁迅早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做出过几乎相同的判断：“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