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邹珊）

( 6月12日，美国国安局局长亚历山大（左）在国会听证会上辩称，由于施行大规模电话、网络秘密监控计划，美国阻止了“数十起”可能的恐怖攻击 )

隐秘与公开

若不是斯诺登“自首”，美国政府不知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要花费在追查泄密者上。而且他们至今也没有搞明白，那些奥巴马指令级别的顶级机密文件是怎么被这个低级中情局员工弄到手的。斯诺登的泄密计划早在半年前就已被提上了日程，他精心筛选了曝光平台，立志找到一家既拥有“反正统”的记者，又能保持公正的媒体。他排除了揭秘故事在美国的传统归宿《纽约时报》，因为他对这家媒体早就灰了心——“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允许国家安全局在没有被授权的情况下对美国公民进行窥察。《纽约时报》对此了如指掌，却没有在2004年大选时及时公布。最后，斯诺登锁定了英国《卫报》以及他认为还比较可靠的该报专栏作家格伦·格伦沃尔德。

斯诺登的另一位合作者是纪录片制作者兼自由撰稿人罗拉·柏翠思，也就是《华盛顿邮报》泄密稿件的撰写者，以及后来《卫报》采访录像的摄影师。之所以找她，是因为柏翠思的一段不寻常遭遇。自从柏翠思拍摄的反映伊拉克战争的纪录片《祖国！祖国！》于2006年公映以来，她便在零犯罪记录的情况下，先后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官员在入境时扣留盘问40余次。这段经历吸引了斯诺登的注意。他对她说：“你应该不会喜欢这种监视方式，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