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涛）

( 传张旭草书《古诗四帖》 )

饮酒作书的书家，最早进入记载的人物是东汉后期的师宜官。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说，他最绝的书技是“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师宜官为此“甚矜其能”，不把其他书家放在眼里。师宜官好酒，有时不带分文，酒后在墙壁上题写大字，展示一下书技，就有围观者为他付酒账，“计钱足而灭之”。师宜官既然在酒后写字，当处于亢奋状态，就像今人酒后卡拉OK。晋人记下这个故事，意在称扬师宜官的书法为世人所重，而他自灭其字的做法则是自重其书的手段。据说，他有“每书辄削而焚其”的习惯，“削”是用刀刮灭木简上的字迹，“”指字版，他要焚掉。灵帝时代，写一笔好字是做官的捷径，拿名家的书迹做范本可以胜人一筹。师宜官削去字迹，烧掉字版，是防止书迹外传。

王羲之也曾酒后作书，著名的《兰亭序》是个例子。《兰亭序》说聚会时“流觞曲水”，而且“一觞一咏”。觞是盛酒器的通称，那时的酒杯形同椭圆的平碗，带耳，木胎髹漆，故能浮于水。唐朝何延之《兰亭记》特意点明，王羲之写《兰亭序》是在酒醒之前，类似师宜官酒后题壁的状态。作为名士的王羲之，平日生活里离不开酒。他有服食的习惯，服食须喝温酒促发药力;他常与朋友集会，男人聚在一起，少不了助兴的杯中之物。

汉晋时代，酒后作书，或者喝着酒写字，都不是书家的常态，即使饮酒作书，也不是借酒壮胆，而且酒与书法的优劣并无直接的关系。唐朝就不是这样了，一些书家喜欢在酒酣之际写草书，异常之奇，有如神助。张旭是声名最著的一位。唐文宗曾将张旭草书、李白诗歌、裴旻舞剑称为“三绝”。唐朝诗人皎然《张伯高草书歌》最早以“狂”礼赞张旭草书:“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锺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明朝董其昌则说“狂草”始于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