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展堂 )

我和徐展堂先生认识显然是因为收藏。当年徐先生是藏界叱咤风云的大腕，出手很重。在上世纪80年代国人还不知收藏乐趣之时，香港拍卖大都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想要的东西基本上没中国人插手的份。我那时年轻，人穷志短，只能站在拍卖场上作壁上观。一次在与日本人竞拍一件瓷器时，徐先生的坚定使价格扶摇直上，当最终价格突破千万而落槌时，满场掌声雷动，徐展堂先生因此获得“抗日英雄”的雅号。回顾这一幕，我仍不免激动，但徐先生此时已驾鹤西归。

徐先生年长我14岁，我三十几岁时他已近50岁了，初次见面时我还是明显感到年龄差的压力。尤其那时改革开放时间不久，内地与香港的差距明显，我去香港住宿吃饭都要算计，徐先生却已是富甲一方的富翁、国际知名的大收藏家了。他不知怎么听说的我，托荷里活道的古董商约我见一面，在一个微风和煦的春天上午，我被朋友领进了徐先生在香港公司的办公室，他一见我就笑逐颜开，令我在紧张中放松。

后面的事就是聊天，话题当然是中国文物。我是个能说的人，一遇知己就滔滔不绝，拦都拦不住。那天很快就到午饭时分，徐先生告诉我已订好房间，设“便宴”招待我。那顿饭吃的什么我一丁点儿都回忆不起来，甚至连哪家餐厅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我们边走边说，上电梯，在嘈杂的餐厅大堂中穿越，沉浸在“知音得觅，相见恨晚”的快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