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泽民

我们这代人的不幸是出生在一个不读书的年代，而我个体的幸运则是在历史的黑洞里以瞎猫撞死耗子的方式读了许多书。我上小学时，当时在北京三十五中上中学的表姐兼做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也许是接管图书馆的红卫兵？总之，她可以把封存的禁书搬回家读，而且都是些竖版、繁体字、纸页脆黄的洋书，有一大串书名至今刻在我的记忆里，比如俄罗斯的青少年读物《铁木儿和他的伙伴》《将计就计》《夏伯阳的故事》《青年近卫军》，后来才知道是名著的《地心游记》《上尉的女儿》《俊友》《红与黑》和《高老头》，还有《红岩》《新儿女英雄传》之类的“毒草书”。毫无疑问，那些书都是囫囵吞枣似的翻着旧字典读的，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繁体字，再有就是染上爱捻纸页的恋物癖，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电脑写作的今天，我也无法读电子书，想来手感早已成了读书快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