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被贬至封地的一年多时间里，东方诸国使节于道络绎不绝，各国无不希望将这位一手将大秦帝国带至强盛的三朝相国延请至本土，做富国强兵计。这种情况，让本性多疑寡恩的嬴政更加恼恨，他岂能让吕氏有机会前往东方六国，转而成为秦国统一天下的障碍？于是他挥笔写下了一道绝情冷酷的谕旨：“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余与家属徙处蜀。”

嬴政的生母赵姬，本为吕不韦身为阳翟巨商时的爱妾，后为了博取异人欢心，献于当时还是公子异人的庄襄王。虽然赵姬入秦后，被尊为皇后、皇太后，但她与吕氏依旧藕断丝连，也许从内心深处，吕氏深知自己可以通过操控影响太后，加强自己的绝对权力，所以并没有终止这种饮鸩止渴、大逆不道的行为。然而，随着嬴政的成年，这种关系宛如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给吕不韦带来杀身之祸。情急之下，他选取了一条自以为万全的金蝉脱壳之计，将市井无赖嫪毐推荐入宫。未曾想嫪毐因此得宠，其权欲迅速膨胀，仗着太后赵姬的恩宠与纵容，被封为长信侯，封地遍布山阳、太原两郡，在群臣前称为秦王“假父”，“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骤然使秦国

战国世家大族，多好养士之风，吕不韦既然做到了第一强国大秦的相国，门下更有食客三千，因才入官者也不乏其人，其中才干最大者，就是原为楚国上蔡布衣、为荀子门徒的李斯。西入秦后，吕不韦即延其为门下舍人，不久后，吕氏即发现李斯见解不凡，能言善辩，特地提升其担任“郎”的官职。郎的职位虽不高，但由于它“主更暇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因而有机会向秦王进言进谏，进而晋升为客卿、廷尉。

历代秦国东扩，兴兵动众，每次遂大获全胜，但由于讲求杀伤六国战斗力，摧垮其抵抗意志，战场上必尸山血海。富于政治远见的吕不韦，已经预见到，纯靠杀戮，只会使陷入绝境的东方六国拼死做困兽之斗，给秦军带来越来越大的阻力与伤亡。况且四海统一时，这些在战场上殊死抵抗的六国之兵，则是未来负担秦帝国劳役征伐、耕于田间的黔首之民，所以吕氏破天荒地提出“义兵”之说，要求秦军“入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交，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为了从根本上遏制滥杀，打破军功爵制单一靠计算斩获首级的方式，吕不韦特地将普通秦国民众的获爵方式扩大，纳粟千石，也可拜爵一级。这招

公元前249年，吕不韦任相后不久，“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从此，“东西周替入于秦，周既不祀”。东周国的灭亡，不仅使秦取走了河南、洛阳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而且由于彻底结束了一个延续800余年的“天下共主”的虚名周天子王室加诸秦的政治威胁与束缚，因而使秦完全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合法地位。

表面上看，丛台这位住客的身份不可谓不大，乃是秦国来的秦昭襄王之孙，当时为安国君的秦国太子柱（孝文王）之子异人。而到访者人近中年，衣着光鲜，乃是出身卫国濮阳的阳翟巨商吕不韦，因长袖善舞，商业嗅觉灵敏，擅长贱买贵卖，家产已富于千金。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结盟缔约，互遣宗室子弟为质，已是司空见惯事。质，有抵押、对等之意，一旦为质，则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于不可知之国”。此时各国战事争夺不断，所谓“春秋无义战”，毁约背弃之事时常发生，而身为“质”的他国宗室子弟经常下场凄惨，所谓“身为粪土”。届时强秦如一头盘桓在西方的虎狼，不断向东巧取豪夺，异人在赵国的境遇自然不妙，“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被软禁于丛台已达数年之久，朝不保夕。

白起身经百战，几乎无一败绩，然而在史家文士心中地位却异常底下，诗作典籍中也多讥刺之语。明人李濂路过长平故垒，做诗《骷髅山》，就有“落日沙原重回首，长平云接杜邮云”之句。白起之所以能笑傲沙场，是因为秦国不仅率先拥有了先进的军事动员体制与经济后盾，也因为率先抛弃了周代以降的“战争礼仪化”，在冲突中不仅强调领土占据，而且以杀伤对方有生力量为优先选择。

而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儒家意识形态中，兵学的至高境界是“高屋建瓴”、“胜于庙算”、“兵不血刃”以及“不战屈人之兵”，与此大原则背道而驰的白起，因此被长期贬抑自然不在话下。具讽刺意味的是，2000多年后，《剑桥战争史》作者杰弗里·帕克在其书序言中，声称主导世界的“西方战争模式”有几大特性，包括“重侵略与杀戮”、“重扩张与支配”，倒是与白起以及战国时代的秦代军事大战略丝丝入扣。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缺乏此类眼光与视角，只是一概认为秦帝国兴起所倚仗之杀戮霸道，本身就是其以二世而亡的原因，正所谓“百战区区竟何补，阿房烟草亦凄迷”。

白起一亡，范雎自然大喜过望，接连推荐自己的得力党羽王稽、郑安平为河东太守和将军。不过冥冥中，果报循环，郑安平得意洋洋来到邯郸前线，被赵魏楚三国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居然率众两万，投降赵国。王稽也因贪图六国私下贿赂，将河东郡拱手让出。按照秦律“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的规定，公元前255年，范雎与王稽一起被处以死刑，并夷三族。处于暮年的昭襄王仰天长叹：“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叛，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以是忧。”